泰国看守总理英拉7日遭泰国宪法法院解职，中泰高铁合作项目蒙上阴影。

　　在高铁外交的背景下，如果说英拉解职事件只是不确定的政治因素，那么国外标准则是高铁出海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此外，还有部分高铁产品尚存在知识产权争议。

　　北京交通大学运输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李红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高铁出口不是单纯的经济和国际贸易问题，而是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中泰项目受到政治影响是毫无疑问的，这与大国间的利益有很大关系，“因此高铁出口政治风险是第一位。”

　　有高铁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政治风险、标准壁垒以及自身专利问题将是中国高铁出口必须面对的三道难题。

　　泰国政局不稳 中泰高铁搁置

　　去年10月11日，中泰双方达成协议，中方有意参与廊开至帕栖高速铁路系统项目建设，以泰国农产品抵偿部分项目费用，被形象地比喻为“高铁换大米”。

　　中国南车去年已经与泰国联合成立“中泰高铁研究中心”，为泰国规划的高铁线路提供技术支持。但是，随着英拉遭解职，中泰高铁合作项目添变数。

　　一位参与中泰高铁项目的企业家向记者表示，泰国高铁还没有开修，英拉被解职肯定有影响，“受泰国政局的影响，现在看这项目基本否定了。”

　　这名企业家说，前期已向泰国出口了内燃机车，以适应泰国现在的铁路标准，“但我们的投资并不只是为了赚内燃机的钱，是为了高铁项目。如果高铁发展起来，沿线所有标准都往中国高铁靠，那赚的才是大头，如果项目流产，我们前期工作都白费，面临巨大损失。”

　　据新华社报道，3月12日，泰国宪法法院判决已获国会通过的一项2.2万亿泰铢 （约合678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违宪，这意味着该项目的核心部分高铁项目也将随之暂停。而英拉遭解职，对高铁项目更雪上加霜，泰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程瑞声表示，中泰“大米换高铁”计划暂时搁浅，须待新政府上台再作定夺。

　　除了泰国国内高铁项目，泛亚高铁也将经过泰国，该工程已确定于今年6月动工建设，从昆明出发，依次经由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抵达新加坡。上述企业家担忧，如果政局持续动荡，不排除这个项目也会受到影响。

　　欧洲标准壁垒 商业利益之争

　　如果说，政治风险存在不确定性，那么有形的壁垒则是各类标准。

　　中国南车人士向记者介绍，“按理说，中国高铁具备充足的竞争力，但是海外市场份额较小，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更难进入，这主要是受制于欧洲的各类标准。”

　　如果采用欧洲标准，意味着中国高铁所有的产品装备都要经过欧洲认证，包括信号、机车、钢轨、水泥、橡胶垫片、紧固件等，此外还包括设计规范、工艺流程，甚至模具都需要改变为欧洲的高铁标准。如果采用欧洲标准的认证，不仅要交纳一笔不菲的认证费用，而且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上述企业家介绍，“用他们的标准测试，我们肯定通过，但需要时间，你得把车运到欧洲跑几千公里，要专派人过去，这其中不知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如果他们设置障碍，你还必须改，这一改又得花几年时间。”

　　在他看来，认证标准背后实际上是商业利益之争，“这种现象都是发生在有生产能力的国家，如果对方不生产高铁，他卡你干什么。”

　　李红昌说，“标准门”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更高端、更具隐蔽性或技术性的国际贸易壁垒问题，尤其是在经济衰退中，这类技术性或环保性因素在经济博弈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技术标准尚待“接轨”

　　中国高铁要出口最好完全是中国标准，而没有知识产权纠纷。

　　不过，中国在高铁出口方面还是遇到专利问题。中国某大型贸易公司总经理李荣成（化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些专利问题主要是在车头、车厢、以及车钩等，越是核心东西比如控制系统、动力系统涉及的专利越多。“一列动车有成百上千种专利，你不用出示全部的专利，但是至少你得写明专利的索引号是多少，现在国内很多时候没有这样的专利。”

　　“这就像你去卖苹果手机，你要证明你这个不是山寨货。”李荣成说，现在高铁或动车的专利问题是比较麻烦，因为有些技术是人家的，如果在国内使用没有问题，但卖到国外，则涉及未来使用交付专利费的问题。“像有一次我们在国外投标，里面有些专利是德国的，你要和德国去谈，一般解决的办法是谈判或者花钱解决。”

　　实际上，中国高铁在引进国外高铁技术后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并形成了自己的技术标准体系，其设计很多高于国外。

　　中国南车表示，CRH380A型高速动车组是中国唯一获得出口订单的高速动车组型号，并且通过了美国知识产权局专利鉴定。去年国家领导人出访泰国、中东欧国家推介中国高铁赠送给对方的高铁模型均是CRH380A，李克强总理访非期间这款车出现在了非盟会议中心举办的中国铁路航空展上。（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