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江村”——一个江南农村的典型标本
说起“江村”,不少人会迅速联想到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但是说到“开弦弓村”,很多人却不知道它就是费孝通笔下的“江村”。这让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开弦弓村与那一“盛名”始终若即若离,当地的生活,也就像江村桥下的河水,按照自己的节奏平静地流淌着。
游客虽然不太多,但这些年前来研究“江村”的人却络绎不绝,有青年学子,也有白发学者,甚至还有跨洋而来的外国友人。这次进村当天,记者就遇到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豪兴,他追随费孝通的脚步对开弦弓村进行了32年的持续研究,来村里的次数比回广东老家还要多。
我们不禁好奇——太湖边上这个普通的村庄,虽然与名著《江村经济》相连,但一直没有什么耀眼的发展业绩,它到底有什么看头,让专家学者如此流连忘返?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重访“江村”,与村民们漫谈家长里短。在今天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它仍然是江南农村的一个典型标本。
无工不富是世代相传的“秘密”
开弦弓村因为江水蜿蜒形似弦弓而得名,关于这个村子,让更多人印象深刻的是费孝通。而97岁的周亥金老人最深刻的“江村”记忆是关于“费先生”和“东洋人”。
1929年,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在开弦弓村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丝厂。村里的女孩们平时做工农忙务农,成为开弦弓村首批离土不离乡的产业工人,他们将教与他们技术的费达生亲切地称作“费先生”。丰厚的收入提升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让村民们告别了仅靠鱼虾生存的日子。
但是好日子很快被“东洋人”终结了。村里赖以生存的丝厂被日本人拆走了设备,彻底停产了。周亥金说,厂子没了,大家一下子穷了。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及以后的著述中都反复论述过乡村工业的重要性。1982年,在费孝通四访江村的推动下,庙港公社选拔40名20岁左右的女工到盛泽镇国营新联制丝厂学习技术,周亥金17岁的孙女谈卫芳就是其中一员。
“我们是开弦弓的第一批农民工。”谈卫芳说,那时是国营经济繁荣的时代,城乡之间从收入水平到生产水平差距都很大。“当时在国营厂里留下来,简直想都不敢想。”作为技术骨干,谈卫芳成为那一批女工中唯一被特批留下来的。
虽然从村里到厂里坐船换车需要小半天的时间,但谈卫芳感觉城里和乡下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因为她像城里人一样上了班,有了工资。用10年时间她学完20道缫丝,再用10年从值班长做到厂长,国企改制后谈卫芳与人合伙把厂子承包下来,做了股东。
“没有新联厂,我可能走不出开弦弓,也不会有今天的生活。”谈卫芳说,无工不富已经成为开弦弓人的一种共识。现在谈卫芳把女儿送到日本留学学习动漫,未来打算将动漫应用到花色创新上,她觉得这是在追赶工业发展的新趋势。
那些无限延伸的“乡脚”
在开弦弓村的市场里逛逛,很容易发现这里的蔬菜、鱼虾都比外面贵。原村干部姚富坤告诉我们,现在老百姓需要大采购都会到镇上去,因为村里养鱼种菜的已经很少了,食品和用品大部分都要从外面运来。
“不要小看这个细节,这是城镇化过程当中一种有趣的变化。”刘豪兴说,30年前费孝通在《小城镇大问题》中提到了“乡脚”的概念,城市与农村之间需要有繁荣的小城镇来实现工农产品的交换集散,而被小城镇滋养的农村可以称为“乡脚”,它们是小城镇发展所依托的“腹地”,到今天这种互为发展腹地的趋势更加明显。
41岁的徐柏明将耀眼的宝马车停在厂门口,他现在是开弦弓村最大的纺织企业的老板。学理发出身的他重拾江村人的旧业,很快做出了名堂,现在他的厂子年产值已有四五千万元。徐柏明说,他办厂子最大的经验就是解决好了两个问题:一是技术,二是销路。
10多年前徐柏明就开始在盛泽镇跑销路,那时他可不懂得什么是“乡脚”和“腹地”。现在他的产品销往浙江和上海,又通过各级分销商卖到乡镇和街道,他才理解了打通各个层次的市场是多么重要,“连通各地市场,你的‘乡脚’就可以无限延伸。”
在姚富坤家里,家人们都在忙着给羊毛衫勾线头、打包。这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作坊,作坊的老板是姚富坤26岁的侄女姚艳丽。
姚艳丽曾经在苏州做网店客服,现在和丈夫在家经营一家网店专卖羊毛衫。从小孩的尿不湿到自己的衣服和日用品,家里八成物品都是网购的。“快递每天都会来,给我们送来网购的货物,取走我们给别人发的货。”姚艳丽说。
“听人家说卖毛衣赚钱,我就从苏州辞职回来了。”姚艳丽说,她的生意其实比较简单,但是借助网络一切就不一样了。他们自己买毛纱找工厂加工,把衣服拿回来自己包装后送到网店的配货店里代销,自己也在网上通过多家淘宝店销售。
通过网络,她把羊毛衫卖到了全国各地,做得好的时候这个家庭作坊年收入能达到30万。作为年青一代,姚艳丽不太了解费孝通,更不知道所谓的“乡脚”。
但她知道现在透过网络,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有她的买家。她希望小镇发展得更好,这样才能有更多配货中心、更便捷的路,让她可以更方便地换货和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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