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委员杨洁篪曾留学英国伊林学院、巴斯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多次担任过邓小平的英语翻译。 （CFP/图）

　　“改革开放后，中国出国留学有三百多万人，回来一百多万，比例越来越多，怎么到政府里面的人越来越少？”

　　“我们主要是鼓励海归进入高校或科研单位，怎么会鼓励海归进机关呢？”

　　公务员考试方面，海归人才未受到优先考虑，大家一视同仁，“审查也没有更严格，都是一样的”。

　　2014年3月，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主编出版了一本书《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其中收录了大批科技和商界海归精英，却几乎未涉及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有些有争议，比如你放了孙中山、周恩来，放不放蒋介石？”王辉耀说。

　　但在现实中，“海归”官员一直是中国政坛不可忽视的群体。从20世纪初孙中山等民国时代的政治家，到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再到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海归官员在中国已几经变迁。如今，像杨洁篪、周济等改革开放后留学欧美的一批海归官员，仍身居高位。

　　然而，中国“海归”官员的数量却有下降趋势。前不久，一位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新一届欧美同学会领导时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出国留学有三百多万人，回来一百多万，比例越来越多，怎么到政府里面的人越来越少？”

　　在中国愈发融入世界的趋势下，“海归”如何能回到体制内工作？哪些因素又在限制他们成为官员？

　　15名省部级以上官员有海外正式学位

　　为了解当下中国政坛海归官员现状，南方周末记者通过搜集官方媒体报道，梳理了169位正省部级以上领导人的履历。其中包括68位现任国家领导人（包括6位兼任省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101位正省部级官员——他们是国务院系统内各部委以及31个省份的党政负责人。

　　统计显示，169名官员中有留学经历者为31人，占18%。其中在国外取得正式学位的有15人，占总数的9%。这15人中，有11位是国家领导人，包括10位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

　　中央核心领导层的领导人中，有留学背景的极少。1949年后，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即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常委中，除毛泽东外，其余6人均有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曾经先后多年留学法国、苏联；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中，江泽民、李鹏、李岚清等都曾留学苏联。

　　根据统计，省部级以上官员在国外学习时间达到一年以上的共20人，占总数的12%。除取得正式学位的15人外，另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国务委员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国务院副秘书长肖捷、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博士后研究）等5人在国外学习时间在一年以上。

　　除山东省长郭树清出国具体时间不详以外，共有6位地方党政负责人具有海外学习背景。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山西省长李小鹏，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武，江西省长鹿心社。不过，他们的海外进修时间都在一年以下。

　　选派具有发展潜力的高级干部出国进修，始自改革开放以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王辉耀在加拿大曾陪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和加拿大政府商谈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官员培训项目。当时王辉耀向李岚清建议，“应加强对城市高级官员的进修和培训。”

　　这个中加合作项目最终被定位在对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市长级干部培训上，许多市长第一次了解了“资本主义”是什么样。王辉耀曾陪一位市长参观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股票市场，这位市长感慨：“看来资本市场不是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大家都可以用的载体。”有一次，一位副市长对多伦多满大街跑的韩国汽车，而且售价只有五千多加元感到不解。王辉耀解释：“因为韩国是GATT（即如今的WTO）成员，在加拿大售车享受关税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