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位从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女登山家潘多，近日因病离世。从贫苦的农奴到“珠峰第一巾帼”，她用手中的冰镐，向世人诠释出生命中“向上的姿态”。

　　从小农奴到登山家

　　1939年，潘多出生于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的一户农奴家庭。6岁起她便为领主放牧，与牛羊为伴。8岁时，父亲不幸去世，她随母亲背井离乡，一路乞讨来到父亲的老家——日喀则，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便雄踞于此。或许是命运的安排，25年后，在日喀则，潘多成为世界首位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的女性。

　　来到日喀则后，潘多与母亲依靠织氆氇过活。12岁那年，母亲病倒了，潘多接过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待母亲身体好转，娘俩又背起沉重的木箱当起了背夫。好景不长，潘多的母亲被繁重的劳动压垮，过早离开了人世，孤苦无依的潘多又辗转到了拉萨。1958年，潘多成为拉萨西郊七一农场的一名种菜工。这一年，中国登山队队长许竞带队来到七一农场挑选登山队员，潘多被选中。

　　潘多曾回忆说：“当时教练披着军大衣，踩着军靴。我和其他藏族女孩子，都以为这是要招兵，就去试了试。”

　　在登山集训队，小潘多顺利地通过3次选拔测试，以优异成绩正式成为中国登山队队员，也由此开启了她的“攀登人生”。

　　进入登山队后，繁重的体能训练轮番抛来：每天除了长跑、举重、跳鞍马外，还要接受严格的登山技能训练。凭借苦日子磨练出的坚韧性格，潘多很快脱颖而出。

　　在队友的记忆中，潘多的身上有股不服输的精神。登山和训练中，不论是跑步还是负重行军，她从不落后男队员一步。

　　艰苦的训练锻造了潘多强健的体魄和扎实的登山技能。1959年2月4日，20岁的潘多第一次攀登雪山，成功登顶海拔6330米的唐拉堡峰。自此，这位年轻的女登山运动员便一发不可收拾：慕士塔格峰、公格尔九别峰等海拔7000米以上的山峰接连被她征服。

　　慕士塔格峰位于我国新疆境内，海拔7546米，山峰冰川林立，犹如银须飘动，巍然屹立于帕米尔高原上。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女登山运动员登上这么高的海拔。

　　在适应性行军中，头痛欲裂、心跳加速、恶性呕吐等高山反应接踵而来，潘多她硬是咬紧嘴唇，一声没吭。突击顶峰那天，潘多和队友顶着10级左右的大风，踏着膝盖深的积雪一步步向上攀登，每前进一两米就要趴在冰镐上休息片刻。靠着一点点艰难的挪步，潘多和其他7名女队员登上了慕士塔格峰顶峰，打破了当时世界女子登山的最高纪录。

　　两年后，潘多又与队友登上了慕士塔格峰的姊妹峰——海拔7595米的公格尔九别峰，第二次打破世界女子登山的高度纪录。但从顶峰下撤时，5名队友不幸遇难，潘多自己也被雪崩掩埋，身体多处受伤，最终她与死神擦肩而过。但这次山难，成为潘多心中难以忘却的痛。

　　登顶珠峰的“巾帼第一人”

　　生死考验并没有打消潘多勇攀高峰的信念。1974年，“中国男女珠穆朗玛峰登山队”组建，潘多任副队长，并随队友向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发起冲击。

　　登顶珠峰是每个登山人的光荣与梦想，潘多也不例外。当时她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小女儿尚在哺乳期。但潘多最终决定将孩子留给家人照料，只身奔赴集训队开始了一个半月的苦练。

　　西藏女登山家桂桑曾两次登顶珠峰，当年18岁的桂桑与潘多同是“中国男女珠穆朗玛峰登山队”的队员。她回忆说：“阿佳(藏语意为‘姐姐’)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当时我和她一起负重行军，她偷偷地往自己的口袋里加石头。从她身上，我学到了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

　　1975年3月，潘多随队来到珠峰脚下。在最初的登山行动中，她被编入运输队，负责从珠峰大本营到8100米高度之间的物资运输任务。“阿佳当时已是资历很深的老登山队员，却能任劳任怨地带领运输队员们奔波在冰天雪地里，我们都很敬佩她。”桂桑说。

　　在几次登山行动均告失败后，登山队被迫重组第二批登顶突击队，潘多入选。经过整整5天的艰难行进，潘多与队友于同年5月21日顺利抵达海拔7600米营地。

　　在高山营地，漫天大雪肆虐，氧气有限，潘多和队友连续3天蜷缩在帐篷里，静待天气好转。5月24日，登山队党委通过报话机传来消息，正式批准潘多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让精疲力竭的潘多与队友们倍感振奋。

　　5月25日，珠峰地区天气终于好转，突击队员们立即抓住机会奋力向上攀登，一口气到达海拔8300米的高度。

　　翌日，潘多一行顺利完成侦察、修路和强行军等任务，进驻海拔8600米营地。当晚，突击队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作为唯一的女队员，潘多含泪发誓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是爬也要爬上珠穆朗玛峰顶峰！”

　　越过第二台阶，珠峰便近在咫尺。可那里的海拔为8680米至8710米，是块近乎垂直、高度在二三十米的岩石，被称为“连飞鸟也无法逾越的地方”。

　　攀登过程中，潘多在给头顶的队员递送背包时，失去重心，身体突然向后仰翻，眼看就要掉下悬崖。生死之间，她急中生智，迅速抓住岩壁上一块突出的岩石，脚插进岩壁裂缝，控制住身体，才捡回了一条命。

　　“尽管有金属梯，但攀登第二台阶仍然非常费劲。当时我只有20岁出头，都感到力不从心，没想到30多岁的潘多老师很快就上来了，她身上的坚强品质让我印象深刻。”曾与潘多一同登顶、后任西藏登山队队长多年的桑珠说。

　　1975年5月27日14时30分，中国登山队突击队员成功登顶珠峰，潘多也因此成为世界首个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女性。

　　桑珠说，登顶后，潘多在雪地里躺了40多分钟，配合做心电图测试，测试结果用报话机实时传回大本营。潘多在世界之巅留下的这份心电图记录，至今仍是唯一一例。

　　上世纪70年代，攀登装备条件非常差，氧气供应严重缺乏，登山靴也极为笨重，加上气候严寒，登顶珠峰步履维艰。桂桑说，“在那个年代，阿佳潘多能成功登顶世界最高峰，我内心里非常敬佩。她是我们妇女同胞的榜样。”

　　雪山伉俪

　　1961年攀登公格尔九别峰的时候，潘多遇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邓嘉善，他是潘多所在的第二分队副队长。1958年邓嘉善从西安测绘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国家测绘总局，同年参加登山集训，被选派到苏联强化训练，曾攀登过列宁峰。

　　仰望高山的日子里，潘多和邓嘉善从陌生到熟悉，从相识相知到相爱，两颗年轻的心紧紧连在一起。1963年春节，潘多和邓嘉善喜结连理。两年后，他们有了爱情结晶。但潘多夫妇仍将主要精力奉献给了登山事业。由于常年在外执行任务，他们只能将3个孩子寄养在邓嘉善在无锡的哥哥、姐姐家里。

　　即便同是在外执行任务，夫妇二人也是聚少离多，但彼此都会为对方加油鼓劲。1975年攀登珠峰时，潘多和邓嘉善虽在同一个队，但见面机会却不多。当时，邓嘉善在海拔7500米的高山营地连续指挥了5天，为突击队设计完登山线路后正准备下撤时，碰巧遇到正在向上攀登的潘多与队友。两个月没见丈夫的潘多激动地在远处冲他挥手，邓嘉善却只是轻轻地举起冰镐，向峰顶指了指。

　　“我当时看他将手中的冰镐朝峰顶上指了指，就明白了，他是示意我一定要登顶。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到他在前方山路上细心铺好的一面面小红旗路标，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为了保存体力，我只能冲他点点头，擦肩而过。”潘多生前回忆说。

　　后来，考虑到潘多夫妻长期生活在西藏、与子女分居等情况，经中央特别关照，1980年潘多夫妇调往无锡工作，一家人终于团聚。

　　多年艰苦的登山经历，除了带给潘多夫妇辉煌和荣誉外，还给他们留下了一身抹不去、赶不走的伤痛。就像当年携手攀登一样，两人又共同与病痛做斗争。潘多常说：“我们能走到一起，这是缘分。几十年里，我们结下了生死感情，互相关心，互相体贴，我们始终在一起攀登。”

　　离开登山队的日子里，邓嘉善像师长一般牵着潘多的手，带着她往前走。桂桑说，潘多的晚年，其实是被丈夫当作小孩子一样来“管着”的。前两年，邓嘉善去世，潘多就像失去了主心骨一样，身体健康状况急剧下降。

　　永不停歇的“攀登”

　　潘多随丈夫邓嘉善回到无锡后，投身体育事业，在江南度过了30多年的时光。无锡虽然没有高山，但她却从未停止“攀登”。

　　邓嘉善曾说，刚来无锡那会儿，语言成为潘多面临的最大障碍。“这次她面对的虽然不是直入云霄的雪山，但难度同样不小，她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儿，硬是帮助她很快地迈过了语言关”。

　　曾有无锡体育局的老干部说：“开始觉得她(潘多)是国家功臣，到无锡就是来养老的，但很快我们发现，她把登山精神带到工作里来了。”

　　1998年潘多退休了，上海市同洲模范学校校长程彪“三顾茅庐”，邀请她出任名誉校长。但潘多并不是挂虚名，学生们基本每个月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潘多征服世界顶峰的勇气和精神，教育引导着同洲师生。为此，学校倡导实施了“攀登教育”，编写了《攀登精神——潘多给我们的人生启示》和《潘多传》等教材，让攀登精神在校园内外生根发芽。

　　后来，同洲手球联盟诞生，潘多受邀担任名誉主席。凭借多年的体育教育经验，她倾心尽力使手球联盟不断发展壮大。联盟现已从最初的8所学校发展到有上百所学校加入，“潘多精神”是其中不可忽略的纽带和精神坐标。

　　潘多走了，但她永远向上攀登的精神还在，巍然耸立的珠峰依旧。潘多当年在此留下的痕迹，或许会给每一个带着梦想攀登珠峰的人以更大的勇气和信念。（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黄兴许万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