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国企反腐进入深水区。这是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的体现，但一些国企领导层近乎一锅端的事实，也暴露出国企贪腐的严重危害性。我们在欣喜国企反腐“捷报频传”的同时，眼光也应放在如何铲除国企腐败易发的根源上。

　　2014年，国企反腐会有哪些大动作？有哪些“大老虎”要打？人民大学毛昭晖教授在接受廉政瞭望采访时预测：国企反腐力度不会减缓，因为还未到有穷之时，我们应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反腐力度和频率，一些还没被揪出来“大老虎”还会陆续露面。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石油董事长周吉平谈到自身企业腐败频发时，称反腐倡廉已被定为中石油三大重点基础性工程之一，“既要打好攻坚战，也要打好持久战”。这应该是2014年国企反腐的最好注脚。

　　国企将被纳入重点巡视对象

　　（“有的国企管的钱比省长管的还多”）

　　3月6日，重庆代表团开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廖庆轩在发言时谈到发展混合所有制保护国有企业权益的问题时，被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打断发言，提示在改革中要注意预防腐败。

　　在此前，中央第五巡视组发现“重庆国有企业存在腐败隐患”。2月20日，在重庆向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中，较为显眼的一点是，市委组织部专门将增设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处室，加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工作，规范企业管理人员选拔任用工作。

　　去年以来，中央巡视组开展的两轮巡视工作均对中储粮、三峡集团等企业进行巡视，发现大量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的有价值线索。其实，早在2004年，中央纪委与中组部就组建了金融巡视组，以加强对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监督。2006年，中央还开展过对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巡视试点。

　　不过有专家称，《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是2009年7月2日发布的，对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金融机构、高校等，只设计了概括性条款。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对此表示，巡视条例的修改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说明中央要将这一年来的巡视工作经验加以制度化。

　　“必须把国有企业放进来。”张希贤认为，一个国企管的钱比省长管的还多，应该接受重点巡视。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则强调：“在资金密集、权力密集、工程密集区域，往往是腐败集中的地方，采取巡视制度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必需的。”

　　作为国企的出资人，外界都很关心国资委这个“老板”的态度。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毅说，遏制央企的腐败势头，不仅需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加强监管，也需要加强中央巡视等外部监督力度。对重要央企应该实现全覆盖、不间断的巡视，这样才能让腐败分子无立足之地，避免国有资产沦为少数人的“唐僧肉”。

　　具体到地方上，广州市纪委书记王晓玲在去年给出过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数据，“在过去5年中，国企的反腐案件占广州市总发案的47.3%。几乎每两件贪腐案中，就有一件发生在国企”。

　　没多久，广州市纪委就宣布，为加强对国企腐败案件的查处，市纪委将设两个巡查组。这两个小组可以初核市属国企领导班子违反党纪政纪的问题，调查处理相关案件，受理对国企领导的检举和控告，以及对处分不服的申诉。这也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对国企加强巡查力度和频率的体现。

　　国资委监督方式有变化

　　（不当“婆婆”，当好“老板”）

　　2月，国务院国资委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宣布组建，并启动多项工作细则。该委副主任黄淑和在近期撰文，称要积极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新模式和新方法，不干预企业具体经营活动，不侵犯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

　　这意味着什么？有人分析，国资委对国企的监管方式要发生重大改变了。

　　“关系的改变，让国资委与央企的相处方式也随之变化，过去我一个电话给企业，说你干什么干什么，未来不行了，得通过国资代表到董事会说。”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王志钢说。

　　对此，业界大多预测，未来的国资监管框架可能是“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投资公司——中央企业”三层架构，比以前多了一个中间层。国务院国资委人士透露，如果将现有110家央企整合重组到50家左右，那么它们的母公司就可以理解为资本投资公司，比如中粮集团、华润集团等已经有了这样的特征。

　　国资研究专家祝波善就提到，“事实上，国有企业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管理上不能一刀切，而应该根据不同企业的特点定出不同的指标。像国家电网、中石油这样的垄断型国企，跟竞争性的国企，管理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观察人士告诉记者，当然，国资委的“管人”职责在短时间内不会削减，如考察任免、考核及薪酬决定，但决策范围应收缩到真正属于股东大会或股东的权责之内。政府今后会逐渐减少对国企高管行政任命，特别会减少官员到国企任职的作法。

　　一名国务院国资委的内部人日前也暗示：“改革按既定目标进展到一定程度，国资委的职能将面临缩减，不过，我们现在无暇顾及这些。”

　　或许有人还记得，第一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过，“温家宝总理曾跟我谈，要求我不要做‘婆婆+老板’。我的理解是，他要我当一个‘好老板’。国资委是国企改革特定的历史产物，这注定了有一天也要退出历史舞台”。当然，现在距离李荣融所说的“退出”那一天还远，但这两三年正是国资委和国企改革以及反腐的关键时期。

　　与公权力过密或成过去

　　（国企不能赖在政府的温床上）

　　北航教授任建明曾对廉政瞭望介绍过自己的一项统计，国企人员腐败的最主要手段是贪污、挪用和为特定关系人非法牟利，此类案子占国企腐败案中80%以上。

　　“更难的是，涉及国企高管的经济犯罪，不像党政干部违法犯罪那样容易判断，他们的违法方式，往往包藏在企业的经营行为中，很难轻易判定，增加了监管、调查、取证、立案、查处的难度。”毛昭晖说。

　　如何治理上述突出行为，已成为国企反腐的攻坚战。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前部长赵晓认为，国企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于与公权力的密切关系。国企大多由国资委出资设立并直接管理，天生具有区别于民企的特殊政府关系。

　　去年在和经济界座谈时，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就忍不住发了一次飙。当时广州电气装备集团董事长蔡瑞雄称，国企走出去很难，“在本地没把我们当亲儿子，出去也把我们当别人的儿子。”他希望“广州市政府用项目暖企业”。

　　“国企是亲儿子，民企和外资就不是吗？国企不能老想着在政府的温床上成长！”万庆良直言，其所称的困难“是蒙我，忽悠我，我没听说华为中兴做大，是因为政府帮忙”。

　　不过，万庆良在会上也被民企金发科技的董事长袁志敏“将军”：“书记，你不能老带张房有(国企广汽老总)出去，去年你带他出国考察，只和我握了个手，我知道他做了千亿的项目……”

　　此外，在专家看来，要减少国企的行政化色彩，还必须阻断“政商旋转门”通道。此前，有机构曾对近千家在A股市场上市的国企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其中49.3%的国企，都聘请了前官员作为高管，这其中包括了不少部级官员。

　　不过今年以来，A股共有90名独立董事辞职。究其原因，最主要的一条是中组部去年10月下发的“18号文件”。该文件要求，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即使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的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任职），也必须从严掌握和把关。

　　有上市公司高管表示，该文件的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对于已退休的领导干部有3年的“锁定期”，兼职的领导干部甚至不能领取薪酬。官员、学者兼任独董的吸引力大大下降。

　　“三高时代”将终结

　　（不能既当高官，又拿高薪）

　　长期以来，国企高管的高薪和自身“高官”的“三高”现象引人诟病，公众深切的感受是，很多国企领导更像官员而非企业家。

　　不久前，由人社部牵头对央企和国企高管收入的调研已基本结束，发现央企总公司高管的薪酬管理很正规（一般是70万元），但在二三级分公司中，薪酬管理比较混乱，更容易出现高薪（最多上千万元）。有关主管部门称，正准备采取多项手段控制规范央企、国企高管薪酬。

　　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的建议是，很多国企高管既然还属于体制内任命或者委派的人员，就不应该和私企的职业经理人一样拿市场化的高薪。当然，他们年薪达到同级别公务员工资的2~3倍是合适的。

　　去年12月17日，上海“国资20条”正式出台，对国企的监管将分类管理。多家上海媒体在分析该政策时，几乎都用了同样的副标题——避免国企高管们既当高官又拿高薪。其中有一项重要规定是，国企老总所获部分激励收益将在正常离职后兑现，作为追索扣回“抵押金”。

　　联系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相关表述：“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规范国企高管收入已被提上日程。

　　多个信源表示，相比于复杂的所有制地位、去行政级别化等，国企改革和反腐很可能最先从最为简单的高管薪酬入手，并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让才华出众能力过人并自主创业的民企管理人才担任国企高管，收入与绩效挂钩。

　　文_本刊记者舒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