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次的诉讼，徐为非常乐观：“胜诉了之后，我就和小甘好好过日子。”然而，律师杨卫华却表示形势严峻。

　　在上海莘庄镇青春村金家塘铁路边的某处，两道铁门和一堵高墙将里外隔离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这里有个听起来充满希望的名字：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但是，院内的病人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的重复“康复”中，大多都已青春不再。

　　今年48岁的徐为（化名），在这里已经待了十余年。其间，自认为无需再住院的他，曾尝试过以各种手段离开，但均以失败告终。

　　网络上，曾有一个未经证实、题为《你能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吗？》的故事非常流行。其中，主人公美国《探路者》杂志记者格雷·贝尔在采访完成功“逃出”精神病院的正常人后感慨：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里，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的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的人。

　　现实中，徐为，一个曾被鉴定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残留期”的精神病患者想要重获自由更是难上加难。他最终选择在2013年5月6日，《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的第六天，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所在康复院和作为监护人的大哥告上法庭。

　　在给法院的信中，徐为这样写道：“我相信法律最后能让我堂堂正正地走出医院，希望法院让我有机会到神圣的法庭上表达我对自由的渴望，有机会回归社会上，去重新建立我的生活。”

　　7个多月后，上海闵行区法院通知其立案成功。这也成为全国第一起依据《精神卫生法》起诉的个案。

　　徐为的代理人、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的杨卫华律师表示：“这个人很简单，被关了十几年，希望法庭给他一个说理的机会，让大家听一听幽禁了十几年的心灵对自由的渴望。自由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对他来说太宝贵了。”

　　入院

　　3月11日上午10点刚过，徐为已守在康复院的大门口等待记者的到来。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女人站在他的身边，牢牢地挽着他的手臂。她就是小甘，徐为在住院期间结交的女友。

　　采访是在大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进行。一张残破的单人沙发、一张大长桌，以及一把长板凳，就构成了所谓的“会客室”。

　　徐为招呼记者坐在沙发上，自己则搬来板凳相对而坐。小甘随后坐在徐为的身旁，仍然紧紧挽着他的手臂。

　　小甘说，她哥哥随时都可能来接自己出院，“但他出不去，我也不走”，两人相视一笑，他们早已约定要一起走出这座“无形的牢笼”。

　　“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家里四个兄弟跟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家里的经济条件算不上太好。到了1989年，正巧赶上当时的出国潮，我也就去了澳大利亚。说是去读语言，但说实在的，我不太在行，就在那里打工。”徐为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娓娓道来。

　　但是，他的人生就此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在澳期间，徐为迷恋上了赌博。赌输没钱的时候，他就去慈善机构接受救济。他睡过图书馆，也睡过公园。

　　时间一天天过去，徐为终于挨到了可以办理永久居留证的日子。

　　“申请居留证前，要先经过体检。当时，我就跟医院说了，我现在没钱，住在慈善机构里面，检查身体的钱以后再付。他们叫我去看看精神科医生，或许他们认为住在慈善机构里的人都是有病的。”徐为回忆道，“后来，我问朋友借了钱交了体检费。但去拿报告的时候，我等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拿到。于是，我当场发了脾气。”

　　结果，居留证被拒。徐为说，当时他想找律师帮自己申诉，但没有找到。一怒之下，他便跑到移民局，要求把自己遣送回国。“我在移民局的拘留所里，过满35天的申诉期，以非法居留理由被送回中国。”

　　2000年10月，34岁的徐为被送回广州。当时，身无分文的他打电话给大哥徐兴（化名），让其在深圳的朋友送来点钱，这才买了车票回到上海。

　　但徐为对澳大利亚移民局始终耿耿于怀。为此，在最初一段时间，他到上海外事部门、出入境管理处、澳大利亚领事馆等机构四处维权，甚至问父亲要钱跑到北京的大使馆申诉。按照他的说法，光每个月给澳大利亚那边打的国际长途电话费就高达好几千元。

　　“我爸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哥，他们就说我发精神病了。”徐为说，2001年他第一次被送到了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当时，我就把怀疑有人跟踪我的事情告诉了医生，他们认为我有病，让我住院了，还强迫我打针。我不愿意，被许多人围着打了一顿。”

　　一年之后，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让徐为出院了。徐为猜测：“可能是看我一切都挺正常的，也可能是因为没付医药费。”由于父亲不认路没来接，徐为借了钱坐公交车回了家。

　　回家后，徐为找到过一份工作，在一个沙特人手下干活，名义上的翻译和副厂长。不过，徐为很快就辞职了，理由是“整天没事干，工资又很低”。为此，他和父亲吵了起来，父亲坚持认为这份工作不错，争吵中，徐为伸手推了父亲，指甲划伤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