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行政审批改革的推进，很多显性的审批事项被清理了，但隐性的审批行为还存在。隐性审批往往打着宏观调控的旗号，做着干预微观经济的事情，让企业无所适从、疲于应付。其中，隐蔽而顽固的是行政审批中的第三方“中介服务”。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表示，在行政审批改革过程中要防范行业协会异化为“二政府”，成为制约经济活力释放的又一枷锁。

　　审批权“变身术”：中介组织成了“二政府”

　　“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但在地方上存在一些落实不到位、变相保留的问题。”湖南省冷水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代富说，“一个突出问题是，挂靠在政府各部门的事业单位和各类公司、行业协会、商会、中介等社会组织阻碍了简政放权的有效实施。”

　　他告诉记者，这些社会组织，介于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有的对市场内各类活动主体的行为进行权威性认定，从事具有官方色彩的协调、联系、评优等活动，有的进行有偿的服务、咨询，“比如企业要上马一个项目，让你出具各种各样的资质，说白了这些资质就需要花钱从它那里办。”

　　在武汉“市民之家”政务服务中心，某房地产企业工作人员王先生，手里拎着一大堆材料，来回奔波在几个部门窗口之间，他正在为公司办理建筑规划方面的审批证件。临近中午时间，他已忙得满头大汗，还顾不上吃午饭。

　　王先生告诉记者，房地产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整个流程需要经过10多个部门，地震、人防等部门也不能漏下，要盖近百个红章，历时大半年才能开工。项目土地已经拍下大半年了，但是手续一直没办下来，现在公司所有人员都在跑“审批”办证。“现在办理审批手续速度确实比以前快多了，不过，总听新闻里说的各地精简了多少项目，报了一大堆数字，却不知道具体精简了哪些项目，我们还是想快些再快些。”

　　与王先生一样，许多办事人都发现一个新现象：以前在政府部门办理的很多项目，现在都转移到研究院所、检测机构甚至行业协会中。准备在东部某市开汽车4S店的姚旭东对此深有感触。为了这个项目，他花费了半年多时间，其中政府部门审批用了近30天，其余5个月的时间都被中介机构评估、编制报告、专家会审等环节占用了。

　　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拉开序幕。一年来，中央部委及各级地方政府都大力推进改革，破除层层阻力精简“审批权”，正出现明显变化。然而，在一些地方，也有办事人和企业对此感受还不够深。那么，那些“精简的项目到底哪去了？”

　　有关人士告诉记者，虽然行政审批的项目少了，但需前置评估的项目却多了，涉及到发改、经信、住建、国土、规划等部门，都需要中介机构提供评估、鉴定、认证及检测等服务，而这些中介服务的结果是职能部门受理审批的前提。但这些中介业务却耗时长、态度差、收费贵，许多项目的服务时限为2个月以上。据测算，中介服务时间约占项目全部审批服务时间的60%-70%。

　　简政放权“打折扣”：一边做“减法”一边做加法

　　审批项目一直在精简，审批权力一直在下放，审批程序一直在简化，但在一边做“减法”的同时，在有些地方、在有些领域却在做“加法”。专家表示，长久以来，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家底不清”的问题，简政放权常常是这边减、那边增，一些行政部门设立下属事业单位承接“业务”，甚至将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变成“数字游戏”。

　　业内人士表示，承接业务的中介机构多是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竞争不充分，收费比市场标准要高，企业自主选择余地较小，容易滋生出新的腐败问题。

　　在一些地方的行政服务中心，记者看到中介服务机构与行政部门一起开辟窗口“办公”，包括施工图审查类、检测类、咨询评估类等。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表示，由于许多行政审批程序规定企业提供第三方中介机构的审查意见或检验结论，导致一些中介机构取得了类似行政审批的权力，把“隐形审批权”当成掠取暴利的工具，败坏了社会风气，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

　　“一边是政府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一边却是部分行业协会职能迅速膨胀。”全国政协委员陈经纬说，一些削减的行政审批事项以登记、备案、年检等非行政审批的面孔出现，并且存在主体混乱、认定标准不一、缺乏必要监管等问题。

　　权力异化为一些行业协会提供了寻租空间。 河北诚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褚现英说，个别行业协会打着行业发展之名行使企业保护之实，造成不正当竞争。动辄数十万元的“打点费”令一些参会企业苦不堪言。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说，许多地方“一行一会”，有明显的垄断性质。这与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社会组织应当具备的特点相左。

　　“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下决心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这些挂靠在政府各部门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极有可能接过政府部门下放了的权利，使得简政放权的效果大打折扣。”陈代富说，希望能将这些机构彻底剥离，使其走向市场，真正给企业松绑。

　　网民“赵志疆”表示，对于委托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而言，如果失去了政府监管，承接审批项目的中介机构不免一家独大，由此不仅容易将专业服务变成变相审批，甚至不免与政府部门利益挂钩形成腐败。如此一来，下放审批权不仅不足以激活市场活力，反而会加剧市场混乱。

　　监管与追责：谨防红利被蚕食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的一个关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过多的行政审批不但干预市场阻碍改革，同时也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越到后来难度越大，目前改革已经进行到了‘割肉’阶段，调整、协调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不仅非常困难，而且还会引起抵触，需要政府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去推进。”

　　不少网民呼吁，应规范行政审批的第三方中介服务，一方面要摸清究竟有多少审批前置中介服务项目，清理没有法定依据的中介服务项目，对保留下来的项目实施“目录化”管理。另一方面，打破部分中介机构的垄断经营局面，通过信用等级评定和动态考核管理等方式，引导中介服务机构健康有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铜陵市委书记宋国权建议，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实施“政会”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推动行业协会和中介服务组织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全国政协委员、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认为，随着去行政化力度加大，行业协会要明白，自己不是为挣钱的而是搞服务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撼动既得利益。要想彻底解决行政审批繁琐、社会成本高的问题，根本在于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树立良好的服务意识，切实转变作风，转变政府职能，廉洁高效执政。

　　许正中建议，在精简行政审批项目的同时，还要建立完善的审批备案制，对市场活动采取事后监管，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变“授权”为“监管”，更好地落实相关管理职责。“各级各部门要将改革后‘权力家底’拿出来晒一晒，接受社会和纪检部门的监督，真正管住‘多余的手’，彻底激活社会潜力，最大化地释放改革的红利。”（综合半月谈、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