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上“一线天”、房间内因采光不足“黑洞洞”；阳台靠阳台，窄巷里满是“握手楼”；窗户对窗户，“接吻楼”宛如一家亲。私搭乱建、违建围城是城乡接合部的真实写照。

　　屡禁不止的违建与“变了味儿”的拆迁

　　记者在全国多地调研时发现，快速城镇化与住房资源短缺矛盾日益突出，一边在疯狂违建，一边在暴力强拆，城乡接合部正在成为土地权益争夺的集中爆发地。而隐匿背后的权钱交易，更易激化社会矛盾。

　　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危伟汉介绍，广州目前违法建筑面积接近1亿平方米，清拆速度远远赶不上违建速度。2012年清拆违法建筑98.5万平方米，但新增违章建筑140万平方米。北京市规划委的数据显示，全市违建面积达200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2800多个标准足球场。

　　违章建筑为何屡禁不止？采访中，有农民说，“种菜不如盖房。”城乡接合部违建的获利渠道主要有二：一是出租给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员居住或从事商业行为，赚取租金。有的出租房也对外销售，变身成了小产权房；二是寄希望于拆迁时多算面积，以获得更高的补偿款。由于利益巨大，且违法成本较低，一些人铤而走险，违建行为屡禁不止。

　　记者发现，当前违法建设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建设主体，从本地人“单打独斗”，变为吸引外地投资商相互勾结一起搞；建设规模，从以往的“小打小闹”，到现在盖出十几层的整栋楼；房屋所有权属性多样，农民自盖住宅、私搭乱建住宅、集体建设住宅，与城市居民商品房、经济适用房混杂在一起，隐蔽性更强。

　　对于肆意蔓延的违建，各地政府纷纷出重拳治理。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王玮介绍说，2013年3月以来，北京市共拆除9300余处违章建筑，共涉及624万平方米。武汉市城管委数据显示，3年来共拆除违建面积640万平方米，相当于9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城市的拆迁过程“变了味儿”，暴力强拆事件时有发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调查认为，造成拆迁矛盾有多种原因，有干群矛盾、村官腐败，也有“钉子户”的故意刁难等，但暴力手段不可取，这反映出城镇化过程中急功近利的心态。

　　受访专家认为，无论是屡禁不止的违建还是暴力强拆，均反映出城乡接合部发展的无序状态。由于机制不健全，基层组织工作随意性强，建与拆均存在灰色地带，激化了社会矛盾。

　　广州市副市长谢晓丹说，广州市一些地区的违建问题之所以查而不倒、禁而不止，与有的基层领导和基层执法人员在查控过程中监管不到位、措施不得力、责任不落实，甚至有违不查、查违不严、拆违不公、滥用职权、权钱交易、包庇纵容甚至直接参与违法建设有重要关系。

　　深圳市规划土地监察支队法制处副处长廖永生说，拆违过程中易激化社会矛盾，监察队伍应从违法建筑开工建设阶段就予以制止，若等到矛盾爆发后再处理，往往就失去了解决问题的机会窗口。

　　受访专家认为，对于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应明确补偿标准坚决保护，严厉查处搭拆迁“顺风车”谋取私利的干部和企业，决不允许从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中“揩油”。同时，对于“违建”、“暴力强拆”等不正当诉求和行为，应坚决予以打击，通过适当的方式方法，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严格执法。

　　隐匿藏身的传销新变种

　　“中部要崛起、投资几万元、发展几条下线，两年便可赚到千万元”，这是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一特大传销团伙的“招牌广告语”。2013年以来，盘龙城巨龙大道沿线的十多个小区，成为近4000名传销人员出没的“总部”。

　　不仅是在武汉，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城乡接合部正在成为多种新型犯罪多发地，其中，“不限制自由，不强卖产品，不强迫参加”的新型传销，近年来愈发猖獗，且呈现“驱而不散、遣而不走、禁而不绝”之势。

　　以上述传销团伙为例，经调查，该团伙以“中部开发”、“连锁销售”、“1040工程”等“资本项目”吸引新成员。传销人员身份各异，有农民、大学生、公司白领甚至退休公务员，许多人拖家带口，逗留时间长达两三年。该组织层级严密，警惕性极高，不通过熟人介绍无法加入，成员只认识自己的上下线，且被要求只能发展外省人员，不吸纳本地人。

　　与传统的传销模式不同，新型传销并不限制人身自由，不卖产品，也不强迫参加。武汉市黄陂区工商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交纳3800元一份的会费，就能成为会员，一个月后返利500元；交69800元，一个月后返19000元。每发展一个成员奖励6000元，发展3个下线即升任为业务组长，再往上还有业务主任、经理和总经理，“资本经过运作，累计最高能赚1040万元。”

　　2013年7月份以来，武汉市和黄陂区已多次组织公安、工商、民政、房管等部门，联手对巨龙大道沿线的传销人员进行排查、清理。

　　记者采访了解到，全国多个城市的城乡接合部都出现新式传销团伙。新式传销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资本运作”。这类传销打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泛北部湾建设”等旗号，参加人员一般要交纳几万元“会费”，认购一定的“份额”进行“入股”，然后再发展下线人员参加“投资”。

　　第二类是“私募基金”、“股权投资”式传销。传销组织虚拟出境内外私募基金或股权，宣称将给予高额投资回报，或公司股票将在境外上市，以传销发展下线的方式招揽社会公众认购基金或股权，并根据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的数量和投资总额，返还成员不同比例的奖金。

　　第三类是网络传销。这类传销组织在网上建立传销系统，打着电子商务、网络直购的幌子，引诱加入者交纳费用或者购买产品取得会员资格，然后继续推荐、发展他人成为下线会员，并以加入者发展下线的人数或销售业绩作为奖金依据。

　　这几类新型传销，都不约而同选择了更具隐蔽性的城乡接合部作为“窝点”。以武汉为例，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紧邻市区，交通相对便利，经济发展较快。当地流动人口多，基层组织薄弱。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分局经侦大队相关负责人分析，辖区内新开发楼盘多，出租屋数量多且价格便宜，部分出租屋房主法制观念淡薄，为了经济利益，只管按时收取租金，并不过问承租户的租房用途。这些因素都为传销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城乡接合部正在成为新式传销滋生的土壤和温床。

　　受访专家提醒，应警惕这一发展趋势，特别防范以传销为名、以挑唆社会不稳定因素为实的犯罪活动，加快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多方合力从源头加以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