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上海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改革是浦东的命根子

　　6年前的1月，沈晓明开始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并主管医改事宜。这一年是2008年，被称为新医改元年，我国新医改方案出台，各地广泛开展试点。沈晓明经历并组织推进了上海新医改各阶段的工作。

　　2013年5月，沈晓明由副市长赴任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此时，上海自贸区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而又低调地进行，并在4个月后挂牌。自贸区推动上海乃至全国，进入了新一轮的“以开放促改革”时期。而上海，也被定位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科学发展的先行者。坐拥28.78平方公里自贸区的浦东，则被定位为排头兵的排头兵、先行者的先行者。

　　改革知易行难，但终究要改。承担浦东改革推手重任的沈晓明，需要解答的问题很多，比如千头万绪中，首先改什么？千难万难中，如何提高推动改革的能力、本领？

　　在2013年的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沈晓明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谈及医改时表示，上海医改不求一届政府能够做出大的政绩，但希望走的每一步，方向都是对的。

　　一年后，在2014年的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沈晓明再度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浦东搞的都是试验，不一定样样成功，浦东不一定能在一年内做出多大的文章，但一年必须要搞成几件事儿。浦东必须改革，因为改革对浦东来讲，生死攸关。

　　改革对浦东生死攸关

　　第一财经日报：去年以来，改革的声音在上海越来越强烈，尤其因为自贸区，浦东被定位为排头兵的排头兵、先行者的先行者，你怎么看待这种定位？

　　沈晓明：韩正书记有一个论断，上海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能前进的阶段。这样的论断是从上海的历史方位上做出的判断，我认为是一个十分精辟的论断。如果从浦东的角度看，我也有一句话，这句话想了很长时间，今天第一次讲，浦东到了不改革已经不能生存的阶段，如果说不改革对上海来说仅仅是不能发展的话，对浦东来说不是发展的问题，是生存的问题。用另外一句话讲，就是改革对浦东生死攸关。

　　为什么？浦东应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浦东的一次创业靠改革，二次创业还是靠改革，如果没有改革，浦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没有改革，浦东必将要退出历史舞台。当然，这不是说浦东就不存在了，而是说浦东开发开放作为我国和上海改革开放的旗帜作用，试验田的作用，示范、辐射和带动的作用就没有了。一言以蔽之，改革是浦东的命根子。这是我个人对浦东改革的认识。

　　改革要先革自己的命

　　日报：浦东需要改革，但浦东要怎样改革？

　　沈晓明：浦东改革有一个平台，就是综合配套改革。上海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区县名字的，只有浦东，而且每年都提到，今年浦东综改写得还更长一些。这不是因为市领导对浦东有特别的厚爱，而是因为浦东的综改不是浦东的工作，是国家的战略，是全市的工作。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所以浦东综改一定会占据上海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相当大的篇幅。

　　今年浦东的综改基本上格局已经定下来了，重点的内容有几大块：

　　首先就是精兵简政，简政放权。浦东下决心把区级机关的编制和人员削减15%下基层，把区级机关内设机构的数量削减15%给管委会和街镇。这个事儿我们浦东内部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动员，大家思想都已经统一了。不单领导层，机关干部思想也基本统一了。

　　还有简政放权，我们设置了“8+1”的审批平台，建立以生产力布局为中心的区域化、扁平化的行政审批体制。今后浦东的审批就两大块：和老百姓有关的，就到各个街镇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和企业有关的，就到“8+1”的审批平台。今后除了必须要在区政府层面审批的，能下去的都要下去，区层面的审批事项大幅削减。

　　为什么把精兵简政、简政放权放在第一位呢？从改革方向说，改革就是要处理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首先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从改革的实践说，改革还是先从党政机关做起，先革自己的命，我们先革自己的命，大家才信服，才有带动和示范作用。你如果光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人家会说为什么你自己不改，老是叫人家改。

　　全力以赴支持对接自贸区

　　日报：目前自贸区可以算是上海最大的机遇了。但是自贸区从原来综保区时期的市属区管，变成了市属市管，似乎关系比之前复杂了些？

　　沈晓明：经常有人问，自贸区和浦东是什么关系。我就讲，自贸区的全境在浦东，自贸区的开发主体绝大多数是浦东企业，自贸区的产出在浦东，也就是自贸区形成的财力和税收都在浦东。所以我认为自贸区是国家战略，但是对浦东二次创业是巨大的机会，浦东全力以赴，支持协助自贸区建设，当好自贸区建设的配角。

　　对接自贸区，提升浦东开放型经济水平和四个中心功能，也正是我们综改的另外一块重要内容。

　　具体来说，关于对接自贸区，2014年我们希望干这么几件事：

　　一是充分承接自贸区的辐射效应，尤其是制度辐射效应。辐射两方面，一方面是产业辐射，一方面是制度辐射，我更看重制度辐射。自贸区制度创新也有两类，一类是你本来就可以做，目前的法律法规并没有限制性的规定说你自贸区外不能做，但是以前都没人做，只不过自贸区里先做了；另一类是确实需要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你才能做的。第一类的情况，完全可以在浦东先做，浦东可以成为继自贸区以后最早执行这些新体制、新政策的地区。

　　比如说负面清单管理方式，最大的意义在于透明，最大的挑战是事中事后的监管。以前是入口把好关，严格审批，但进入后就管得很少了。这有点像我们考大学一样，进去的时候要求很严格，但是进去以后学生就感到比较轻松。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后，清单以外的就不审批了，但是我们要监督它，让它合法合规地运作，这就要靠事中事后监管，这个我们从来没做过。

　　今年浦东就要试这个。

　　再比如先证后照、注册资本认缴制、年报公示制、放宽住所登记条件，这些都是推进工商登记制度便利化的改革，这些改革并没有讲自贸区外不能做，这些我们浦东今年要先做。

　　二是我们希望加强自贸区与金融、航运、贸易领域的联动创新。自贸区金融改革30条，使跨境资金池、国际投行和资产管理、保险和再保险将迎来非常大的发展机遇。沿海捎带、国际船舶登记、中转集拼等新业务的开展，将进一步提升国际枢纽功能。由于口岸监管便利化的深化，结算中心功能、融资租赁功能、国际维修检测功能将进一步强化。这些改革举措，对浦东“四个中心”核心区建设作用很大。

　　三是要探索卫生、教育、文化领域的扩大开放。现在自贸区总共是6大类23个领域的扩大开放措施，但是现在还有几个领域三个月来一个都没有试过。比如自贸区内可以办外资独资医院，但是自贸区内没有地方可以办医院，办出来也没人去看病，因为那里没有居民，所以在自贸区内没办法试。同样，教育培训机构、演艺机构等，浦东要主动把这些承接下来，用自贸区的政策，在浦东试验。自贸区的任务今年分给浦东的也很重。

　　破解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

　　日报：除了自贸区带来的新的产业机会之外，浦东现有的产业存量，将会如何加以改革？

　　沈晓明：我们今年综改的第三块内容，就是破解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推动产业升级。

　　浦东的产业，用15~20年前的标准衡量，产业结构是好的，但是以现在的标准衡量未必都是先进的，所以一样面临着产业升级的问题。产业升级存在各种各样的制度瓶颈，浦东希望破除这些瓶颈，为全国的产业升级提供先行先试的经验。

　　比如再制造，全球有1500亿美元的市场。所谓再制造，一个重要特征是产品质量和性能不低于新产品，有些还可以超过新产品。我去看了，比如一个破了的茶杯盖补了一块，和一个全新的茶杯盖一起做个试验，结果破掉的是没补过的地方，补过的地方毫发无损。有些再制造的产品质量和性能都超过新产品，但是成本节约50%，能耗节约60%，材料节约70%。举个例子来讲，汽车发动机用了15年~20年，但并不是整个发动机都报废了，只是易损的地方不能用了，只要把易损的地方换掉，再加上一些高科技的工艺，就是一个新的发动机。所以这个产业不仅是附加值高、技术含金量高，而且节能、环保、绿色。浦东希望搞这一类的东西。

　　现在国内再制造的产业还不普及，有两个原因：一是制度原因，汽车报废后五大总成（发动机、变速器、方向机、前后桥、车架）回收后必须要交给冶炼企业回炉，不能再利用。2年前因为再制造的兴起，国家有关部门开始搞调研，也出了一个征求意见稿，意思是五大总成可以用于再制造，但到现在正式的文件还没有公布。虽然这个行业在国外蓬勃兴起，国外有些汽车品牌的发动机2/3来源于再制造，但是在我国，用再制造的发动机装配新车，还行不通。

　　浦东希望在再制造领域中，梳理一下到底有多少瓶颈，然后去突破，以此推动我国再制造行业的发展，浦东的改革就要干这些事儿。

　　再比如生物医药CMO（委托制造提供商），也就是生物医药合同生产，现在张江研发企业研发出来的国家一类新药，如果要在张江生产，就必须自己设厂，和汽车一样的，自己的厂才能生产自己的品牌。张江研发企业的研发力量很强，但是它会觉得我的特长就是研发，不善于建厂搞生产，委托别人生产又不允许，所以只好把研发成果卖掉，上海医药产业很多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这既会造成产能闲置，又不利于产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分工。现在我们引进了合同生产的模式，研发在上海，委托给别人生产，这是国外10年前新兴的模式，张江现在就在拱这个事儿。如果这个制度瓶颈突破了，对于生物医药的产业化是一个促进。

　　再比如集成电路的全产业链保税监管模式。集成电路很多材料是进口的，组装起来后又出去了，进进出出产生很多税收，如果这个过程能够在保税状态下进行，成本就低很多。

　　浦东就是要研究这些制度，提升产业升级。但是这些制度的突破本身不是为了浦东的产业升级，而是为了全国的产业升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得到一点发展先机，我们要做的就是先行先试，试不成功我们自己消化成本。

　　“三合一”要产生化学效应

　　日报：今年元旦开始，浦东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始运作，这也是你到浦东后推动的一件大事，接下来在“大部门”制改革方面还会有什么动作？

　　沈晓明：我们要做实市场监管新机制。去年我们搞了一个“三合一”的市场监管机制，把工商、质检、食药监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市场监管局，今年不仅要让合起来产生物理效应，也要产生化学效应，要做到“一门式、一窗口、一张网、一套表”，形成一个全过程监管的综合执法模式。

　　三个机关合起来是容易的，但真正要让他们干的事儿合起来是不容易的，今年要着力于此。

　　另外，我们今年还要推另外一个“三合一”，就是知识产权的“三合一”改革。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分成三块，版权在新闻出版局，商标在工商局，专利在知识产权局，其中只有工商的商标是有执法权的，其他两块都没有。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三块合起来，这个比前面的难度更大。现在杨雄市长把这个事情交给浦东了，我们希望解决多头管理、与国际接轨、执法力量分散和缺乏的问题。

　　让到农村去的老师和医生工资高一点

　　日报：你之前一直主抓医改，现在浦东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还会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内容？

　　沈晓明：对浦东来说，医疗卫生和教育体制改革要和推动城乡一体化紧密结合起来，今年我们要抓的一件事，就是要均衡配置城乡医生、教师资源，主要是完善促进城乡交流的制度安排和市场导向的激励保障机制，推进公共服务均衡发展。

　　现在城乡的差别主要就差在读书和看病，应该说我们的“硬件”不差，差就差在“软件”上。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一批高水平的老师、医生安心地待在农村，为农民服务，这是我们今年要着力解决的事情，这件事情解决了，城乡一体化就向前走了一大步。现在很多动迁房空得还蛮多，为什么城里的人不愿意过去，就是觉得那里的教学水平、医疗水平不够好。

　　我们今年想个办法，也是市场化的办法，在价格机制、薪酬制度上做文章。其实就是让到农村去的老师和医生工资高一点，高到一定程度人家就愿意去了嘛。现在的政策还不允许这么做，因为是事业单位，工资是划一的。拿社区卫生中心来说，虽然名义上是一样的，但事实上市中心的比郊区的工资还高一点，这样谁愿意到郊区去呢？

　　今年我们要突破这样一个政策障碍，说到底就一条政策，就是争取教育卫生经费里面的工资总额能提高一点比例。市里面也支持这样的事情。

　　这样做，应该是能起到效果的。比如说一对小夫妻大学毕业，如果我们提高一点工资待遇，使他们每人有个15万/年的收入，俩人加起来30万。这样他们就会权衡，是留在市区还是去郊区。留在市区，充其量也只能买得起一个小房子。去郊区，房子就会大不少，如果我们在房子上再搞点政策，像临港的双限房，他们在农村地区就会更安心。实际上交通也方便，从我们的农村地区开车到陆家嘴也就是三四十分钟的事儿。

　　试验不一定样样都成功

　　日报：改革事项很多，我们可以期待浦东在多久的将来，有一个什么样的面貌？

　　沈晓明：改革事项确实很多，还有陆家嘴金融城的管理体制、科技金融创新机制、开发区与开发主体、街镇的协调机制、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促进农民增收的机制，这些我们都希望有所突破，一年一结账，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顾下刚才说的哪些做成功了，哪些没有做成功，再展望下2015年我们想做什么。

　　我们不一定能在一年内做出多大的文章，但每年必须搞成几件事儿。老实说如果再制造让浦东首先突破，在产业转型上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我们搞的都是试验，不一定样样都成功。有人跟我讲，你们浦东做的有些事情很有意义但恐怕做不成功。我说没关系，我们是试验，但是如果这些试验能够成功，那就是很大的成果；如果不成功，其他地方也会少走些弯路。浦东在改革上就是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气度和胸襟。

　　胥会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