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是全国政协常委。他承认约束条件，但始终不失进取之意的态度。

　　2013年，葛剑雄已经68岁了。除了读书做研究、整理老师谭其骧教授的手稿、管理复旦大学图书馆，他还经常在实名认证的微博上回复各种提问。

　　问题千奇百怪，请教、探讨、商榷和反驳之类，大多与他的研究领域——历史地理和人口史——有关，也有人向他寻求人生建议，但最多的是学生在抱怨：阅览室里闻到了厕所味或茶叶蛋味、手纸不合意、工作人员谈话的声音太高、书不在架上、有人占座位……作答的时间往往是深夜临睡之前，回复言简意赅，语气不紧不慢，耐心而平和。这与日常生活中他说话时极快的语速和抑扬顿挫的语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图书馆长与读书人

　　这一年是葛剑雄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的第六个年头。他甚至让媒体到家里拍摄了书满为患的书房。他展示了自己亲自设计的书架和椅子，还坦白地谈到了对藏书的安排：他将仿效美国历史学家、以研究中国区域性市场和城市著称的施坚雅教授，将藏书捐给图书馆。施坚雅教授的中文藏书捐给了华盛顿大学，而英文藏书则捐给了复旦大学，接受这批藏品的人正是葛剑雄。施坚雅对藏书的安排与众不同，但深得葛剑雄的赞赏：它们将被重新编目，分散在图书馆的普通馆藏之间，供读者自由使用。尽管复旦大学仍然以专架的形式保管施坚雅的藏书，但它们的命运与那些随主人去世而散失或束之高阁的图书毕竟不同。而葛剑雄希望将来的读者根本不知道书的主人是谁。

　　面对镜头，葛剑雄还展示了谭其骧教授送给他的礼物——谭教授的本科论文《中国移民史要》的手稿。尽管纸页陈旧，保管得非常精心，泛黄的封面上有已故的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的题名，内页中有已故的清华大学潘光旦教授的红色批语。葛剑雄是谭其骧教授的学生、手稿整理者和传记作者。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有一个专门的房间收藏谭其骧的书籍、档案、书信和日记，但这本陈旧的论文手稿却代表了葛剑雄的学术传承。

　　葛剑雄幽默却不失伤感地说，自从2007年把办公室搬进了复旦大学藏书宏富的图书馆，他读书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他巨细无遗地指导着图书馆的日常运作，负责把每年3000多万元经费用好，发布翔实的财务信息（其中包括购买厕所用纸的开销）。除此之外，他还要关心读者在微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如果确定员工工作有缺失，就会把微博抄送给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官方微博，要求他们跟进并解决问题。

　　自从担任图书馆馆长的职位以来，葛剑雄反应迅速的个人风格体现在图书馆的方方面面。有人说，学生阅览室新增加的插座的位置，都经过他的考虑。尽管如此，这个为学生和教师服务的职位，其影响本来应该仅限于大学校园之内。但2013年6月8日，当葛剑雄在他有100万粉丝的微博上宣布“近承教育部领导关怀，明确表示我的年龄已经不宜继续任职”，并已经提交辞呈时，引起的反响远远超出了复旦大学和上海，演变成教育界2013年最引人注目的一桩人事变动。

　　公共领域的边界

　　事情随后有了更多细节。教育部下设“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为高校图书馆馆长，主任由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一向任副主任。2013年为委员会换届之年，葛剑雄以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身份再次获得提名，但教育部以年龄超过60岁为由，没有批准对葛剑雄的提名。葛剑雄认为，这不但意味着“复旦大学首次因为我而失去副主任单位的地位”，也是教育部释放出的“明白无误”的暗示：他“已经不宜担任馆长”。

　　中国大学和教育部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葛剑雄担任的图书馆馆长的任命属于大学内部事务，教育部无法直接干涉。葛剑雄令人意外的辞职要求，令人联想起他的另一个身份。

　　葛剑雄是全国政协常委。在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他无疑是整个北京最受记者欢迎的人之一。2012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他打断教育部部长的讲话，提出尖锐的质询，指出教育部对一起研究生考试舞弊案件处理不力。他要求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情况并公开道歉。这为他赢得了敢言——通俗的说法叫“大炮”——的声誉。很多人怀疑，教育部在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迫使复旦大学重新任命一位图书馆馆长。尽管这一点并没有得到确认，但事情的结尾差强人意。教育部并没有收回成命，但复旦挽留葛剑雄继续担任图书馆馆长。此后，一位副馆长的提名获得了批准，进入委员会，但没能成为副主任。在教育系统之外，无人在意复旦失去在一个不知名的机构中的影响力。

　　作为一个公共人物，葛剑雄的态度是开放的。在媒体云集的“两会”上，他对自己的定义是“公共物品”。尽管有时候抱怨记者“过度地使用了这件（公共）物品，或者不够爱护”，“往往为了一个能够吸引人的标题，让我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他仍然尽力满足媒体的采访要求，甚至在媒体上逐日撰写参加会议的感想。有些政协委员将每年3月的北京之行看成是一种荣誉，但葛剑雄却似乎在探索其中的边界。

　　约束与分寸

　　和处理大学图书馆的事务一样，葛剑雄在公共事务领域的风格，也是就事论事的。例如，他说自己对公车改革的设想借鉴了巴西的经验：将公务车辆漆上特别的色彩和标志，以便公众可以随时监督它们的用途。他很少提出原则性的构想，也极少对整体形势做出论断——没有人会认为他缺乏这种论断，他只是展示出务实的一面。尽管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务实的建议已经超越了一条看不见的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中的某些表述，再次激发人们对他的建议的讨论。

　　很难想象葛剑雄本人会对此持简单的乐观态度。他生于1945年，整个年轻时期都是在革命氛围中度过的。一些非常偶然的事情几次改变过他的人生轨迹。1957年，他只需要通过一次测试，就把学籍从浙江一个小镇转到了上海，那时候他父母在上海甚至没有固定工作。仅仅一年后，上海就开始实施严格的户籍控制，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1964年高中毕业时，他因为健康原因没能参加高考，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的年龄又超过了报名的上限——和2013年这个与年龄有关的戏剧性场景一样，事情很快发生了转机。中国恢复了研究生招生，他考上了研究生，接着成了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博士。在我看来，这些经历不可避免地对他看待问题的方式产生了影响。

　　以他说得最多的教育问题为例，他呼吁在中国实施均等化的义务教育，由中央政府承担这个阶段的经费开支，并可随学童在全国流动。但他反对取消对异地高考的限制，认为只要高校接受地方政府投入，当地就理应获得更多招生名额，并呼吁让非户籍学生在迁入地参加高考，但参加原籍所在地录取。他坚持认为高考制度不需要做大修改，公开反对将要实施的“多次考试”方案，认为这只是徒然增加考生的负担。

　　这些折中的看法往往会激起截然相反的两种反应。中国的教育竞争如此激烈，以至于支持和反对葛剑雄的人，很难心平气和地讨论这些观点的是非得失。教育体制只是过去60多年来运作的一个范围更广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的一部分，葛剑雄的看法是，教育领域的改革很难超脱更大的框架；而且，无论何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人人都上大学。尽管这接近事实，但不止那些寄望于通过教育改革来促进更大范围平权的人会感到失望，也让那些迫切希望通过考大学改变个人乃至家庭命运的人失望。

　　在公共领域里，看不见的边界和众人的期待都会变成压力，促使公共人物迎合某种特定的看法。微博上的文字往来，语涉政治或关系到时下热点的时候，葛剑雄极少回避，他回答得很快，显然对这些话题深思熟虑，但始终保持着分寸。这种分寸的尺度难以描述。那是一种老成而谨慎的立场，承认约束条件，但始终不失进取之意的态度。（记者｜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