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然在空荡荡的自习室复习，距离国考仅有几天了，他抓紧一切时间最后一搏。摄影中国周刊记者樊竟成

　　对王然来说，来这所研究生院最大的价值，就是为自己“考碗”找了个自习室。

　　“考碗族”是指到处参加公务员考试，不考到一个“饭碗”不罢休的人。

　　还没到考试周，图书馆里已经人满为患。书海里占大头的，是公务员行测和申论考试资料。11月24日的国考将至，大家都在做最后的冲刺。

　　研一刚开学两个多月，他也逃课了两个多月，成天泡在这儿复习国考。班上的同学，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他这么一个人。

　　花高昂的学费却不来上课，多少有点资源浪费。但他不这样认为—等到研究生毕业，自己一样还得考公务员，多耗三年时间金钱，才是真正的烧包。

　　他已经考过五次，如果这次成功了，王然决定立马退学。

　　“也算小资生活”

　　一副薄边眼镜配上眉清目秀的模样，王然文质彬彬的。

　　采访当天，他早早迎在校门前。进教学楼的时候，他放缓脚步站下，微微欠身，伸出左手做了个“请”的动作，让记者先进门。 到了休息室的桌子前，他快步拉出椅子，以同样的姿势招呼：“您先坐。”

　　选择走公务员这条路，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本科期间，他一直担任班上的团支书。大三大四两年，因为党支书忙着外出实习，班里的党支部活动、思想汇报，都由他来牵头组织。

　　大家都在找工作，参与热情不高。他得费劲巴拉挨个电话通知。日子久了，一有啥党务工作，辅导员索性直接找他干。

　　他摊了摊手：“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儿，我不干谁来干？”不过，从语气和表情透露，他挺怀念那段日子。

　　“脑袋不小，你小子以后是块当官的材料。”小时候，家里人经常摸着他的头这么说。因为是长男，长辈们很重视王然的家教。

　　王然的老家是一个距离成都市几十里外的偏僻县城。10岁时，王然的父母就去了浙江做小生意，只有过年才回来。老家的墙上，贴满了他从小到大拿过的奖状。每次有客人拜访，参观这面奖状墙时都会赞不绝口：“以后肯定有出息！”

　　懵懂时期，他觉得家里“最有出息”的是他二大爷。

　　那时候，二大爷从当地教育系统调入镇政府，几年后成了镇长，后来又升入市里任职。他记得，这位胖胖的长辈有点谢顶，头发抹得油光锃亮，整天一身西服皮鞋，说话口气和蔼，慢条斯理。他平日里很忙，经常有陪酒应酬，一见王然，就50块、100块地递零花钱给他。而带他下馆子，吃完饭结账，向来都要开发票。这时候，老板会推脱递过来的饭钱：“不用不用，先记账本上吧。”

　　“给人感觉很儒雅，活得很潇洒。”王然评价道。他对公务员最初的理解，就是“当官的”。

　　从初中到高中，王然的成绩一直排名年级前列，大学本科读的是新闻系，主要理由是因为填报志愿时，发现这是学校里分数很高的几个专业之一。

　　虽然学的是新闻，但他认为自己性格和条件，挺适合做公务员：“工作稳定，可以回家离父母近一些，而且老家还有点关系。

　　此外，如果想往上走，努力干出点成绩结识些人脉，还是有机会的；如果不习惯官场的争斗，到时候可以选择独善其身，一辈子做个小公务员，在我们那儿也算是小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