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在生产车间向记者介绍法医DNA检测平台的生产情况 潘琦 摄

　　12月3日，“GA118-16A型”国产法医DNA检测平台在福建省福州市正式发布。这一检测平台打破了多年来外国公司在此领域的技术垄断，在打击犯罪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该检测平台的幕后，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研发故事

　　在一处案发现场，法医小心地用工具夹取了粘在枕头上的一根毛发，并迅速把它装入证据袋中。随后，相关的DNA数据在实验室中被迅速检测出来，犯罪分子迅速被警方锁定。　

　　这是如今美国电视剧中常见的桥段。　　　

　　而在现实中，DNA检测技术也早已成为最有效的刑侦技术手段之一。　

　　来自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以下简称一所)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我国已建立超过400家DNA实验室，年度受理案件10万余起，检验检材75万余份，DNA数据库规模也已超过1200万人份。　　

　　令人遗憾的是，在上述400多家DNA实验室中，包括DNA检测平台在内的关键设备全部来自进口。昂贵的费用不仅严重制约了DNA检测技术在公安一线的推广应用，也限制了我国法医DNA检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这一窘境已在一周多以前被打破——12月3日，“GA118-16A型”国产法医DNA检测平台在福建省福州市正式发布。据业内人士评价，该平台的应用将有效增强我国预防和打击刑事犯罪的快速反应能力、犯罪证据认定能力以及物质条件保障的自给能力。　　　

　　而在首个国产法医DNA检测平台的幕后，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研发故事。　　　

　　从血型到DNA　　　

　　“世界上第一次将DNA应用在生活中是在1985年，在英国一个叫做拿波若的小镇上发生的一起谋杀案中。”39岁的赵兴春对于DNA的历史了如指掌，他甚至还写过一本名为《DNA作证》的科普读物。　　

　　不过，赵兴春的主要身份并不是“作家”，而是我国DNA检测权威部门、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以下简称物证中心)的专家型官员。　　

　　赵兴春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DNA技术应用到刑侦领域之前，刑侦领域主要是依据血型检测和酶型检测。“血型大家都知道，而酶型比血型要高级一些，是通过对蛋白进行分析——比如犯罪现场的精斑，因为每个人它里面含的东西不一样。”　　

　　赵兴春说，但不论是血型还是酶型，在进行区分的时候都无法做到像DNA那么准确。而DNA就像指纹一样，有唯一性。　

　　1989年，我国首次将DNA检测技术应用到案件侦破工作中。在第一批案子中，有一个新疆女大学生的案子令赵兴春印象尤为深刻。　　

　　“当时那个女学生一口咬定她的孩子是(和)一位老师(生)的。老师说不是，但又没有办法证明，因为血型不能确切证明是不是他的。后来，就做DNA检测。”　　

　　赵兴春说，此时的DNA检测还是第一代技术DNA指纹图谱技术，操作比较繁琐，对样本的要求很高，要抽一定量的血，而且需要用到同位素，对实验操作者的身体伤害也比较大。　　　

　　“后来检测结果出来，孩子还真不是那个老师的……那个老师终于得以洗刷清白。当时，他因为被冤枉，好像都快(得)神经病了。”赵兴春说。　

　　1996年，赵兴春进入物证中心，此时正赶上DNA检测从第一代技术向第二代技术的过渡，国内的DNA检测应用水平也跟着突飞猛进。　　　

　　“因为第一代技术对检材的量要求比较高，但在实际案件当中，它不可能给你准备那么大的量——物证量是很小的，所以必须要发展需要检材比较少的技术。”赵兴春解释说。而新一代的荧光标记复合扩增技术实现了这一目标，它可以对DNA进行人工复制，来满足检测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