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国考。

　　11月24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4年度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共科目笔试（下称“国考”），在全国48个城市同时举行。

　　今年共有130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考，计划招录1.9万余人。

　　据统计，本次考试共有152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实际参加考试人数为99万，参考率约为88.5%，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为51∶1。

　　公务员，在中国一直是为人所羡慕、崇尚的职业。铁饭碗背后，是人们对社会地位、收入、安全感的渴求。

　　1993年中国出台《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公务员制度正式确立。被称为“中国第一考”的国考，从1994年报名4400人、招录462人，到2014年报名152万、计划招录近2万人，短短20年，职位招考规模增长了近50倍，报名人数增长则超过300倍，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报考热潮。2014年国考，平均每个岗位有77人竞争。其中，37个招录职位的报名比例超过1000：1，最热岗位竞争比达7192：1。

　　从最初的很多人不相信“通过考试就能当干部”，到今天的“考公务员只是与考研、出国等并列的选项之一”；从首届只有29个部门招录，到今天的全国公务员“凡进必考”；从“成为国家干部的自豪”到户口、福利的致命诱惑；从铁饭碗、金饭碗，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退出机制探索……

　　20年来，日渐升温的公务员热背后，是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改革、完善过程。

　　20年、三代人“我的国考”

　　1994年：“通过考试就能当干部？”

　　国内首次公务员考试，报录比9：1，面试像“谈心会”

　　1994年1月，人事部机关刊物《中国人事》（现改名为《中国公务员》），出现了一个新栏目“《条例》百问”，开始向全国人事系统介绍新建立的中国公务员制度。

　　对于“公务员”这一新名词，“《条例》百问”解释道，“在范围上相当于我们过去所说的国家行政机关干部”。

　　那时，人们刚刚学会了买东西不用粮票，社会上还经常出现什么叫“投机倒把”的大讨论，在多数人眼中，进机关、当干部是当时最好的工作。

　　1994年7月30日，人事部宣布，将组织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录用首届招考。

　　“当时，很多人不相信通过考试就能当干部，因为当时工作是国家分配的。”对于第一届公务员考试，国家某部委工作人员、当时在北京市郊一家国企上班的李伟（化名）记忆犹新。

　　1994年8月1日，李伟借了一辆自行车，穿过大半个北京城，跑到人事部设立的公务员考试报名咨询点打听情况。“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参加考试，考过了是否真能进机关”。后来的统计显示，那几天，像李伟一样前来咨询的有14000人。

　　“当时进中央机关的主要途径就是毕业分配，然而学校分配没有统一标准，很多人托关系递条子，我自己没路子，还以为这辈子都没机会迈进部委的大门了。”李伟说。

　　参加第一届公务员考试的，多数如李伟一般是“二次就业”。当年发布的《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指出，“报考省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的需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这一年，公务员考试实录名额为462人，报名4400人，报录比约9：1。据了解，招录的462个公务员职位，涉及国务院办公厅、国家计划委员会、人事部、建设部等29个部门，几乎全是中央部级机关单位。

　　首次国考就在当年8月举办。考试那天，“一个教室几十个人，每个位子之间都被拉开了很大的距离，有点像现在的高考，既激动又紧张。”李伟回忆说。那一年，公务员考试分为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和公共基础知识，考试题目涉及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政治经济学等，还没有现在令人头疼的申论”。

　　统一笔试结束后，各部委还要给通过者组织面试。面对七八个考官的发问，李伟异常紧张，“那时候各处都实行分配，没参加过面试，一点经验都没有”。李伟说，好在考官问的都是“为什么要报考”、“以前做过什么工作”一类的问题，不像现在的面试那么专业，有点像“谈心会”。

　　李伟说，被确认录取的那天，自己感觉难以置信，远在农村的父亲知道后，杀了家里的猪，像娶儿媳妇一样请全村人吃饭，很有点光宗耀祖的意思。

　　第一个月，李伟拿到了300多元工资。与企业相比，公务员工资并不算多，但各方面的条件比企业要强多了，“连食堂的拉面师傅都是专门从兰州聘请的”；平时吃饭有食堂，住宿有宿舍，看病公费医疗，“也不用花自己什么钱，工资能攒下不少”。

　　最让李伟看重的，是“有了行政级别，成了国家干部”。入部5年后，李伟被提升为副处长。“中央部委的晋升速度相比基层要快很多”。同一年，李伟分到了一套两居室，“相比周围的朋友，感觉很满足。”李伟说。

　　2005年：我看中的是“工作稳定、有保障”

　　公务员法出台，“凡进必考”，报录比37：1

　　李伟参加公务员考试10年后，公务员考试从中央部委的敲门砖，演变为基层入职的拦路虎。

　　2005年4月，公务员法正式出台。“凡进必考”的公务员录用制度，正式以立法形式被明确下来。法律规定，中国“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这一年，国家公务员招录人数达到8271人；一年后上升至10282人，首次突破一万大关。公务员考试已经从最初只涉及中央29个部委、462个职位的小范围招考，变成国家各级政府机构招录新人的唯一途径，一大批街道办、派出所等最基层的公务员职位进入公务员考试的招考范畴。

　　随着公务员考试在各级政府机构中的逐步普及，一些基层政府机构公务员职位由于竞争比例低、报名限制条件少，开始受到关注与热捧。

　　与此同时，来自于体制外的冲击，也使公务员考试不再像10年前那么令人激动。2001年，日本通产省在一份白皮书中首次提到，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同年，中国加入WTO，跨国公司开始从竞争性领域进入垄断或准垄断领域，金融性投资大大增加。公务员已经不是唯一令人羡慕的职业，西装笔挺、出入高档写字楼、平时炒股、年底分红的外企白领，成为时代的新宠。

　　2005年，在一家私企工作的李梅（化名）报名参加了北京市公务员考试。这一年国家公务员报录比首次突破“30大关”，达到37：1；地方公务员考试同样也是如火如荼，竞争激烈。“那时，社会上已经在讨论公务员考试过热的问题，但公务员工作稳定、工资福利都有保障，还是很有吸引力。”李梅说。

　　为了尽快通过公务员考试，李梅报了一个培训班，利用周末的时间上课。“培训班很多，考试的各个环节都有专业老师辅导。来上课的，很多是和我一样在职考试的人，工作了这么多年，再参加考试很不适应”。

　　最令李梅头疼的是笔试部分。笔试分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成绩达到60分以上、两科成绩达到105分以上，即可获得《北京市公务员笔试合格证》，在此证有效期内，可与各行政机关通过“双向选择”的办法落实就业单位。

　　考得合格证后，李梅报考了北京市一街道办事处，随后参加了面试。“当时儿子刚刚两岁，老公又在外企上班经常出差，想让我在街道找个工作，虽然挣得不多，但工作稳定，又有保障，而且离家近，可以多些时间照顾孩子”。

　　“工作稳定，又有保障”是当时社会对公务员的普遍看法，然而入职后李梅发现，基层公务员并非如此。“街道像是一个筐，什么工作都能往里装”，李梅说，一个地区的派出所、工商所、环卫所、学校、医院等等都需要街道来做协调，例如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街道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启动应急预案，协调组织各个分属职能部门。

　　每天晚上以及周六日，街道都要留人值班，处理突发事件，“幸好单位照顾女同志，值班多排在周六日的白天，晚上值班一般是男同志负责，要在单位待一个通宵”。除此之外，“十一”、“五一”，越到节假日越忙。这些年来，多数大年三十的晚上，李梅都在外边检查烟花爆竹燃放。

　　40岁时，李梅在单位中升任正科长，成为老资历的中层干部。提起福利待遇，李梅说，2005年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街道工作时，福利分房政策就已经取消，升任科长后，李梅税后月工资达到5000多元，“虽然工资福利都不是很高，但也有优点，收入有保障、工作稳定、没有绩效压力，这一点尤其难得。”李梅说。

　　2012年：考公务员？考研？出国？……

　　报录比72：1 ，“我不一定在这里待一辈子”，最纠结的是工资水平

　　此后，公务员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座“围城”。每年有百万人报考，同时也有很多人跳槽。对于很多大学生而言，考公务员只是与考研、出国等并列的选项之一。

　　2012年暑假刚刚开始，即将进入大四的北京某高校学生刘晓（化名）并没有回家，一大早，就提着暖壶来到学校图书馆自习室，在靠近窗户的一张课桌上贴了一张“国考占位”的字条。

　　刘晓为自己列了一张时间表：11月参加公务员考试，1月研究生考试，3月参加北京市公务员考试，“周围还有同学要同时参加托福和GRE考试，我怕同时准备太多忙不过来。”刘晓说。

　　这一年报名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的150万人中，不乏如刘晓一般脚踏几只船的考生。“多一个选择，多一分机会，反正报名也没什么成本。”刘晓说，当然在复习时间的分配上还是要有侧重，“我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国家公务员考试上，觉得考研也是为了找工作，不过周围也有很多同学有不同想法，认为研究生毕业或者留学回国后会有更好的机会。”

　　2012年11月25日，刘晓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申论），“之前练习辅导做得很多，题目答起来还算顺手。”刘晓说。2013年1月7日，刘晓在人社部网站上查到了自己的笔试分数，122分的成绩使刘晓顺利进入了5：1的面试名单。

　　两周后，刘晓来到应聘单位参加专业科目考试，包括综合知识与能力测试（笔试）、英语测试（笔试）以及英语口语及听力测试。“参加专业科目考试的人很多，分了好几个教室，我报考的这个职位不要求基层经历，考场中多数人都和我年纪差不多。”

　　通过了专业科目考试以及随后的面试，刘晓顺利进入国家某部委工作，“在同学们眼中，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解决户口、进入政府核心部门、入职后申请还可以提供宿舍，在北京这一高房价的城市，吸引力还是很大的。”刘晓说。

　　当然并非事事顺遂。如今，刘晓入职已将近半年，让他十分纠结的，是自己的工资水平，“每月5000元左右，上涨的空间也不大，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是很低的工资了，后来听说一些进投行、外企的同学入职当年年薪就能达到20万，工作后还会逐年加薪，心里也动过后悔的念头。”刘晓说。

　　在刘晓单位附近，两三个朋友吃一顿饭，看一场电影的消费在500元左右，相当于刘晓工资的十分之一，“几乎不敢想日后结婚、生子的种种开销。”刘晓说，入职后听说单位近年来有一些同事辞职或调动工作，因为嫌工资太低，有的从部委调到下属的科研院所，有的离开机关到研究机构、大学等处供职，“我的观念也有所转变，原来想考上公务员就不会再离开部委，现在发现这里平台高，工作能力、社会人脉积累也很快，未来并不一定要在这里待一辈子，关键是在年轻时提高个人素质与能力，为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