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怀疑暗箱操作,一位检察官历时三年对现任领导公开实名举报,递交辞职报告时他说,“连自己的权益都维护不了,还当什么检察官”
53岁的检察官张旭民曾将百余名犯罪嫌疑人送入监狱,但在他检察官工作的最后阶段,他“挑战”的对手变成了曾朝夕相处的同事。因怀疑上岗竞争票数问题,继而怀疑整个程序有问题,张旭民举报单位领导,并为此上访。
张旭民要举报的是现任山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严奴国。在这个实名举报蔚然成风的年代,记者检举官员,情妇揭发贪官,但在职检察官实名举报自己上司,极为罕见。听了他的决定,亲友们表情错愕:你疯了吧?
不仅如此,2013年8月,张旭民向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递交了辞职报告,一个月后,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常委会上,决定免去张旭民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的职务。
整个事件其实并不复杂。2009年,山西省检察院的一次处长竞岗过程中,张旭民意外落选,他觉得事有蹊跷,在调查中发现计票过程存在问题,因此怀疑竞争上岗过程中,涉嫌暗箱操作。
一场长达三年的举报拉锯战就此展开,事件也变得愈发复杂和敏感。张旭民原来只希望通过举报公布调查结果,还他选票清白,最终却以他辞职宣告结束:“我连自己的权益都维护不了,还当什么检察官。”
“一根筋”的检察官
1960年,张旭民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是家中6个孩子的老五。张旭民的童年记忆几乎都是黑色的。他小学入学的第一天晚上,红卫兵冲入家中,押走了身为保德县委书记的父亲,打成“走资派”,关在一个废弃窑洞里。武斗开始后,整个县城断粮、断水、断电,张旭民帮着哥哥姐姐将沾上水的破毡子挂在窗上,防止子弹打进来。
“官二代”张旭民在十六岁那年,初中毕业回到老家保德县化树塔村插队,在林场里学育苗育种,一干就是三年。37年后,这门手艺再次成了他的谋生手段。
文革结束后,张旭民到父亲所在的忻州运输公司当了一名学徒,先当售票员,又考取了驾照。1982年,忻州地区检察分院到运输公司招收会开车的法警,技术和文化考核成绩突出的张旭民自此进入了检察系统。
在检察院,一位领导建议他在担任法警的同时,学习业务知识。张旭民开始参加案件讨论,当起书记员。1984年,中国政法大学在山西函授招生,80人报考,最终只录取了8人,张旭民名列前茅。一边学习一边办案,政法大学教师每个月到太原集中上10天课,“讲的内容与在校学生一模一样。”张旭民特意强调。
不久,张旭民成为助理检察员,开始主办案件,担任公诉人。当时没有复印机,为了短时间内看完卷宗,张旭民经常通宵做阅卷笔录。忻州检察院原纪检书记郎俊芳至今还记得,张旭民在庭上只带公诉提纲,所有公诉意见都印在脑子里,在法庭辩论时口若悬河,逻辑清晰,提问丝丝入扣。张旭民皮肤黝黑,国字脸,说话铿锵有力,“法庭上一开口就有震慑效果”。郎俊芳回忆。
郎俊芳眼中,张旭民办案认真,为人正派,但性格过于耿直,说话从不拐弯抹角,容易得罪人。
在忻州检察系统,张旭民是出了名的“一根筋”。1987年,他在忻州地区检察分院工作时,办公室经常发生盗窃,不少同事背着老婆藏在抽屉里的“私房钱”被偷,铁皮柜里的卷宗被翻得乱七八糟。当时,公检法集中在一个院子办公,多次向公安报案都未有进展。
年轻气盛的张旭民主动申请值夜班,并放话:一定抓住小偷。守株待兔多日,张旭民与一名同事配合,终于把窃贼候个正着。开灯一瞅,傻了眼,小偷居然是隔壁法院民庭庭长年仅16岁的儿子。同事蒙了:“怎么办?”“没啥好说的,送派出所。”张旭民说。
第二天上班,检察院专门开了表彰会,给张旭民发了奖状,奖金一百元,相当于他两个多月的工资。但大院里的人不以为然,抓的孩子是院里的子弟,内部教育即可,没必要兴师动众地扭送到派出所。不少人觉得,这个小伙子爱出风头:“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让孩子家长怎么看你。”
张旭民不以为意:我帮他教育儿子,有什么错吗?
“不通过组织程序,师出无名,我不干”
凭借这股执拗劲儿,张旭民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优秀公诉人,1988年,调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起诉处。
这是张旭民功成名就的起点,也是他最终黯然神伤之地。1995年,张旭民因在两个涉黑文物犯罪集团公诉中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一年后被提拔为省检察院起诉处副处长。
1998年12月,专案组接到线索,一起盗墓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趁夜潜回老家。原本抓捕工作由公安负责,但考虑到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张旭民主动要求参加抓捕行动。
几名警察跳进院中实施抓捕,犯罪嫌疑人从后窗顺势上了房,守在墙外的张旭民也跟着爬了上去。未曾想,犯罪嫌疑人躲在烟囱后,抄起一根木棍朝张旭民劈了过来,张直接从近四米高的房顶跌落下来,颈椎受伤,左大腿股骨粉碎性骨折。
这次腿伤跟随了张旭民的后半生。从1998年至今,他住过8次院,做过7次手术,由于肌肉萎缩,如今走起路来仍有些跛,最终民政部门认定为五级因公伤残。受伤一年后,张旭民荣立一等功,被授予山西省劳动模范称号。
但他的健康已受到严重影响。2004年,他离开一线,被提拔为正处级检察员,调至检察院巡视组。
他的一根筋性格却没有改。2001年单位机构改革时,张旭民刚出院上班,发现无论是单位排名,还是更新的通讯录上,他都排在试用期副处长的后面。他直接跑到检察长办公室讨说法:“我已担任副处长五年了,怎么会排在试用期副长处后面?”
2005年,检察院发放医疗补助的名单中遗漏了他的名字,领导告诉他,写个说明交上来,就可以把钱补上,“我不写,本来就要发给我的。”张旭民转身走了。
2006年,省检察院决定对处长岗位进行推荐。张旭民到推荐现场才知道,名单里没有自己。领导找他谈话,表示作为正处级检察员,可直接为他安排实职岗位。但张旭民却不同意:“不通过组织程序,师出无名,我不干。”
张旭民的一位同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遗漏张旭民的名字,政治部主任还在大会上公开检讨。“他自尊心太强,太好面子。了解他的人说他好,但不了解的则觉得他太拧,和部分同事相处并不是很融恰。”
可在张旭民眼中,作为检察官,如果连程序正义都做不到,那公平正义都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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