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叫我“农民工”！作为一名从农村来城市打工的“90后”，叶忠林非常讨厌这三个字。

　　这位23岁的小伙子认为，“农民工”是带有强烈歧视色彩的字眼，他希望废除这个称呼。

　　叶忠林最近丢失了身份证，开始以为必须要回到农村老家才能补办，后来上网查询并去辖区派出所咨询后发现，只要将照片采集传回老家的派出所，也能搞定。不过他依然为此费了不少周折。而如果拥有城市户籍，他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早前发布的《201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称，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

　　在新增加的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与父辈的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不同，他们不愿再在压在农民工头上的“三座大山”—低薪、加班和各种严苛的规章制度—下面工作，渴望过上一种轻松、自由、舒适的崭新打工生活。

　　但这完全是一种奢望。事实上，游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既未能融入都市生活，又无法再回到农村种地。

　　“农民为什么到城市工作，这是根本问题；而制约农民工的户籍，则是根源问题。” 农民工公益服务组织，苏州工友家园创始人、同为农民工的全桂荣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他呼吁放开户籍政策，让更多的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这样他们才会对未来更有盼头。

　　“上学没有未来”

　　2006年7月26日，叶忠林今生最难忘的一个日子。这一天，只有16岁的他离开学校，从老家陕西安康坐上火车，来到“世界工厂”广东东莞，开始了自己的“打工仔”生活。

　　叶忠林至今仍然记得下火车后的情景，城市的热闹让他觉得那么陌生，“总是傻傻地看着所有的东西”。进工厂后，工友们都嘲笑他是土包子。他一路南下一直穿着一套西服，“那是我当时最好的衣服，在火车上就被人鄙视过，有人觉得打工不该穿西服。”直到进车间换工作服，他才脱掉身上的西服。

　　从熟悉的学校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叶忠林感到很茫然。但对于他这个农村娃来说，打工，是辍学后的唯一选择。

　　叶忠林的老家安康位于川、陕、鄂、渝四省(市)交接部，以山地居多。这里的村民一般只有两条出路：去山西挖煤，或者在家种地。地里基本不种庄稼，种烟叶。

　　在1998年的那次洪水中，叶忠林家被淹，不得不从安康市汉滨区东镇乡青坪村搬到营盘村王家坡三组居住。而在不久前的一次乡镇合并中，他们又成了茨沟镇人。

　　叶忠林的父亲是一位农村代课教师，一边教书一边种烟叶，为了增加收入，他甚至捡起了邻居们弃耕的土地种烟叶。叶父总是拿别的孩子跟自己的儿子比，这让叶忠林压力很大。

　　在学校里，叶忠林的成绩一般能排在年级前五名，但老师又总喜欢用成绩排在一、二名的同学和叶忠林比，这也让他很不舒服。

　　久而久之，父亲的期望和学习竞争的加剧，让叶忠林感觉到在学校的每一天都是煎熬。他最终决定放弃读书，外出打工。

　　叶忠林纠结了很久才做出这个决定。村里的同龄人，没读书的都去打工了，回来后都很风光，这更加坚定了叶忠林“外出打工比在家里好”的信心。而如果继续读书，他甚至连学费都得向人借。此外，毕业后能否找到一份好工作，也成了难以确定的因素。

　　“上学没有未来”，叶忠林说去工厂也能学习，他最终说服父亲放自己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