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美季节的会议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共召开过11次三中全会。

　　新中国成立前仅有的一次，1930年在上海召开。是次全会，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全党的统治。

　　其余10次会议均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1950年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召开。

　　五年召开一次的规律，开始于1994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此之前，两次三中全会之间最长相隔有20年。如此长的间隔，和九届三中全会因恰逢“文革”而并未召开有关。而最短的一次仅间隔了一年：在1977年7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复出，这是他三落三起人生传奇的第三次升起，也是中国逐渐从毛泽东时代过渡到邓小平时代的开端。这次以安排人事和揭批“四人帮”为主题的三中全会召开后仅一年，著名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召开。

　　在官方正式公告和新闻中，并不提供有关三中全会的细节。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来看，比较常见的两个会议地点，是人民大会堂和京西宾馆。

　　会议多在秋季召开，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例外的只有三次，七届三中全会和十届三中全会在夏天召开，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则选在12月。

　　会期一般3到6天，只有扩大会议的八届三中全会是个例外，这次以整风运动为主题的“大跃进”前奏会议，在中南海整整开了30天。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认为，会议召开的时间可能和这个时候各项工作比较好总结有关，但应无特殊含义。

　　根据历届会议的公报，会议规模大约在两三百人，参加者为党的中央委员，也会有一些特邀人士列席出席。

　　关键文件如何起草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历届三中全会均会推出一个纲领性的改革文件（十三届三中全会略有例外）。而十四届后，这个文件的起草更具规律性。

　　文件由一个专门的起草组负责，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工作。曾参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的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曾回忆，是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为主的起草班子负责起草，最初的提纲和文本也要首先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审阅。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于1980年3月，取代了原有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经济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领导和决策部门。其成员由分管经济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领导成员和部分综合经济管理机构的领导成员组成。

　　一般而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院总理兼任，常务副总理担任副组长。组成人员一般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秘书长、国家发改委主任、财政部部长、央行行长、国资委主任、证监会主席、保监会主席、银监会主席等财经官员。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即中共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中财办，是中国经济决策的最核心部门。

　　有基本定型的轮廓后，文件交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得到修改意见并再次修改后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根据意见修改并形成征求意见稿后，下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军队各大单位征求意见。此后根据各方意见的修改稿，还要再次经过常委会的审议修改，才能最终提交大会审议。

　　1994年的那次，起草组集中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工作，王梦奎回忆了是次参加起草的人员名单，组长是温家宝（当时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没有列入这个名单而参加起草工作的，还有外贸部的年轻人张松涛，是李岚清同志推荐的。”

　　“据我所知，地方领导同志参加中央全会重要决定的起草，这是第一次。”当时，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徐匡迪参加了起草。此后，地方官员就常常参加。

　　从新华社披露的历次文件起草纪实看，对起草工作的重视程度和起草组组长的级别日益提高。例如，前任总理温家宝曾两次担任过起草组组长，直接领导文件的起草工作。第一次任组长时，温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他已是国务院总理，依然再次担任起草组组长。

　　起草小组的文件，在经过政治局常委的同意后，还需征求各个省份、部门和专业人士的意见。例如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就总共收到138份报告和修改意见，包括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2个部门和16位老同志的。这些报告和修改意见，都转到文件起草组认真阅读和研究。

　　从十四届开始，全会文件的起草，会专门召开一些专业人士的座谈会，征求意见。当年10月中旬，先后召开了三个座谈会，参加的有党内老同志、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以及无党派知名人士、经济理论界专家学者。

　　除了上述言论管道，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除起草小组外，一些部委、研究机构还会接到上面派下来的研究任务，进行专题调研，为决策提供参考。

　　十四届三中全会时，共组织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同志参加的16个专题调研组，分别就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和目标、现代企业制度、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所有制和国有资产管理、市场体系和运行机制、投资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价格改革、社会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农村改革、科技和教育改革、对外经济体制，以及法制建设等重大问题，进行调研。

　　这些调研课题，最初全部由各个部委担纲。例如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调研组即由有关部委牵头，各组都由一名副部长亲自抓，总共有三百多人参加。

　　后来则越来越向学术界开放，一些参与的研究机构也因此被称为“官方智囊”，民间智库的气候也渐渐开始形成。（徐庭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