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道北蟹山村内当地居民用于租赁的“握手楼”，楼间距狭窄得近乎“不见天日”。梁旭 摄

　　他们蜗居在北上广等特大城市的角落，工作在体制外单位；他们离开了故乡，却无法融入身处的城市；他们渴望分享发展的成果，却常常碰壁。他们所遇挫折，折射出诸多体制弊病；他们内心的不平衡是需要化解的难题……

　　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逐渐汇聚起一批收入偏低、就业质量不高、生活条件较差、没有所在城市户籍的城市青年群体。记者在这些城市采访时发现，这一青年群体规模正逐渐扩大，如何为他们提供更公平的发展机会、解决他们的生存困境，成为这些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命题。

　　蜗居北上广

　　在北京北四环与北五环之间，学院路附近的小月河聚集区，每晚7点左右，人流就开始嘈杂起来。各式衣着的青年人陆续下班回来，熙熙攘攘，走在小月河东畔贴满租房广告、摆满小货摊的狭窄通道上。社区内，散发着刺鼻气味的垃圾堆与小餐馆毗邻。

　　由于人流拥挤，不到500米的距离，记者乘车竟走了半个多小时。这里的社区工作者告诉记者，自从“蚁族”聚集地唐家岭被拆后，海淀区的小月河和昌平区的史各庄等几个大型“蚁族”聚集地就出现了，仅小月河聚集区就有三四万人。

　　而在昌平区史各庄，刺鼻的臭气、随处可见的垃圾、横在街边的三轮车，也与村外现代化的购物广场形成了巨大反差。

　　来自安徽合肥的陈军（化名），转业后留在北京做耗材生意，年收入10万元左右。他曾在唐家岭住过4年，唐家岭拆迁后搬到了史各庄。

　　陈军住在史各庄“规格较高”的一栋违建出租楼里，楼门进出要刷卡。他的家，是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一张双人床、打印机和各种打印耗材把屋子填得满满当当。见屋内实在没有落脚的地方，记者只能坐在陈军的床边采访。

　　陈军2009年结婚，之前一年，他本想在北京买房。“那时候有了点儿积蓄，想在北京安个家，踏踏实实过日子。”陈军说，2008年，北京燕郊的房价每平方米不到7000元，自己犹豫了3个月，没想到一下就涨到了1.1万元。“买不起了，现在干脆就不想这事儿了。”陈军苦笑道。结婚以后，他在老家买了房，老婆和孩子也都留在了那里，想他们的时候，他就打个电话，或者上网视频。

　　“我现在高不成低不就，如果回去还要重新建立人脉关系。而且再过几年缴纳社保的年限就够了，到时北京的退休工资肯定比合肥要高。”陈军说，自己还想再这样坚持几年，看生意能不能有点起色。

　　其实，陈军并不宽裕的生活，在很多同样漂泊在大城市的年轻人看来，已经是一种奢望。

　　上海南方新村小区内，一间77平方米的公寓，住了14个人，全是附近一家房产中介的业务员，人均面积只有5.5平方米。

　　1993年出生的刘光华，高二辍学后，便在江西赣州老家的一间KTV做夜场服务员，因为不堪忍受黑白颠倒的作息和KTV的混乱，2012年，在同学建议下，他跑到上海做起了房产中介。“坐了17个小时的火车，到上海片刻未歇就直接‘跑盘’。”刘光华说。

　　刘光华他们住的这套公寓，被隔断分割成了十来个小单间，每个单间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大部分房间没有窗户。8月末的上海，依然很热，房间内没有空调、又不见天日，短短十几分钟，记者已被汗水湿透。刘光华告诉记者，每天早出晚归，回来只是睡觉，倒也习惯了。

　　“但是每天陪客户看房，动辄几百万元的价格让我感觉挺绝望的。”刘光华说，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上海安个家，但现在觉得这样的目标真的很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