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有一天，无论有多少个郑艳良或冯炯，他们不用再默默等待死亡，或等待幸运之神的垂青。

　　10月18日，17岁的贵州尿毒症少年冯炯进京整整一个月了。30天以来，他千里进京求生一事被《新京报》报道后，收到了55万余元的捐款，还见到了曾因没钱给他治病而拒接电话的母亲。

　　10月14日，路米由通过了供肾体检，可以为儿子捐肾了。尽管她曾因种种原因反悔，却最终被好心人劝下，还是决定救儿子的命。现在就备齐材料供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后便可安排肾移植手术。

　　目前来看，冯炯的命大概算是救下了，这个揣着几百块就敢进京的少年也算是一个“奇迹”了，他运气够好，遇到了自觉无法对他撒手不管的林阿姨。

　　可他若运气不好呢？

　　放生

　　9月27日晚上，我被林阿姨电话里一连串的“惨透了”引到了中日友好医院抢救室，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少年。

　　他的脸肿得很厉害，颧骨很高，脸颊两侧的肉向外鼓起，精神也显得有点恍惚，身上插了五六根管子，虽然坐着，身体却下意识地前后晃动。

　　真挺惨的。但我更关注坐在他床边的冯爷爷。

　　这位老人骨瘦如柴，穿着一件蓝得发白的上衣，背有点佝偻，眼白都是浑黄的颜色，透着迷茫，和些许不安。

　　冯爷爷说话口音很重，沟通很困难，只能大概明白他家里很穷，自己腿有毛病干不了重活，治不起孙子的病。

　　对自己的经历，冯炯有很多不确定、说不清、记不得的地方，有时他也让爷爷帮着他回忆，爷爷总能说出阴历的月份。

　　但冯爷爷知道孙子跑了之后，却没找过他。后来我才听说，这是一种类似“放生”的观念——反正在家也活不好，不如到外面试试，没准能博得一线生机。

　　我问冯炯为什么来北京，他说他想捐器官，想去看看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后来，他还要求林阿姨给他交话费，再找个房子给他住。

　　这个病重的孩子，他似乎太明白自己要什么。

　　走哪儿算哪儿

　　28日我见了冯炯两次。一次是下午，他正接受透析睡在病床上，脸色苍白，腿不时屈起或者放下，像是无处安放，后来他跟我说透析的时候浑身疼得厉害，“睡着了也疼”。

　　另一次是晚上，十点多。冯炯被挪出了抢救室，躺在急诊楼大门入口处的通道病床上，还是不爱说话。“你知不知道林阿姨特别想帮你。”我问。他顿了一会儿，说知道。

　　之后的一问一答就像挤牙膏，我终于弄清了他的人生轨道——父亲早逝，母亲远走，无人看管，年幼流浪，无钱治病，数次做瘘失败……

　　原来他从没想过活着回贵州，所以才会有捐器官、看天安门等打算。

　　第一次离开中日友好医院前，他曾去医院对面的肯德基大吃过几顿，让医护人员觉得这个孩子很不懂事。我问他为什么，“我想着反正要死了，就大吃特吃吧。”他说。

　　幸好他遇到承诺管他到底的林阿姨，但他却不愿谈及对林阿姨的感谢。“我知道我这个病只能害人帮不了人。”他说，就连他自己，也只能“走哪儿算哪儿”。

　　两个笑容

　　10月9日上午，冯炯转院前，已经能坐在抢救室外通道的马扎上，与同病房的老人聊天，显得很平静。

　　去武警总医院的路上，林阿姨和贵州同乡会的黄先生还在担心冯母配型失败，冯炯却很乐观。“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说。

　　当天下午4点多，冯母赶到，正巧赶上冯炯跟医生聊完病情回病房。

　　母子初见是意料之中的剑拔弩张，冯炯气得拧着眉毛，在病房里暴走，最后重重地坐在了病床上。

　　“你妈妈都来给你捐肾了，你还不见她？”我问。

　　“不见！她来做什么？我不需要她！”冯炯最气母亲的一是不接自己电话，二是把妹妹弄丢了，他说自己都不知道该怎样对待母亲。

　　但冯母就平静得多，她说儿子脾气大，但发过火了自己也会后悔，自己知道怎么管儿子。

　　我下午六点多离开病房时，冯炯正蹲在地上，将两只胳膊支在离电视最近的病床上换台，告别时一直黑脸示人的他冲我笑了，“姐姐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

　　那是他第二次冲我笑，第一次是两个小时前，我站着听医生询问他病情时，他在间隙转头对我笑了，问“姐姐你站着累不累？”

　　他笑起来很好看，也很温暖，就好像他脸上那层万年不化的坚冰突然变成了暖阳，笑得我心里一阵暖流经过。

　　就是这两个笑容让我相信，这个咄咄逼问生母、在病房内因疼痛大哭大闹、有时说话没谱显得顽劣的孩子，只是选择了一种激烈的方式保护自己。

　　因为从没人教给他怎样应对这个世界；因为他得了个治不起的病，想活也只能为死后盘算；因为在他看来唯一能救命的母亲只说没钱，不接电话……

　　而这些都不是他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