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拿不到回扣，就没有动力去推，这是导致集中采购招标屡屡落空的重要因素。专家直言：“凡是招标中标的产品，基本都死定了。”

　　“我国滥用心脏支架的问题不容乐观。国外很少有病人需要3个以上支架，可国内不少病人被放了5-10个支架，这是明显的过度医疗。”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会长胡大一教授曾以此为例，公开炮轰医疗器械领域的过度医疗。

　　近年来，医院滥用医疗耗材的乱象频发，产品从生产企业进入各家医院，价格经过层层加码导致虚高，严重侵犯了患者的利益。

　　上海一家中小型医疗器械公司的总经理毫不讳言医疗器械行业的暴利现状，称“现在做医疗器械生意，简直像是合法地卖‘毒品’”。

　　暴利背后是隐秘而复杂的利益关系。一份业内广为流传的报告显示，在中间流通环节，即高值医用耗材从出厂(或进口)到医疗机构销售给患者，平均加价2-3倍，有些产品甚至多达十几倍。

　　一位卫生政策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医院和生产企业之间已经构成一条灰色利益链，“企业定价越高，医生为了获得更多利益，就越愿意推荐这个产品。产品卖得好，医院和企业都得利”。

　　然而，市场对这类医用耗材有着刚性的需求，供需的不平衡和信息的不对称，不仅导致患者缺乏话语权，有时就连医院在采购时也难有议价能力。因此，医用耗材特别是高值耗材，不但有“销售的垄断性”，也存在“消费的被动性”。

　　高值耗材的滥用冲动

　　一提到治疗心梗，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最为常见的高值医疗耗材——心脏支架，但很少有患者了解临床上该植入多少个支架才合适，最为常见的耗材滥用也就出现在心脏支架上。在北京、济南、成都等各地，都出现过患者该放一个支架，却植入了三个、五个甚至十来个支架的滥用案例，也有本不适植入者被劝服放入支架的情况。

　　上海地区的一位王姓患者就告诉记者，本身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他经过多个医生三番五次的劝导，最终于2009年装上了某知名外资企业的心脏支架。

　　“这类支架平均两三年就要更换一次以保证作用，而每次更换动辄都是三五万元的费用。然而，此后得到的实际效果却并不明显，这让当时迷信医嘱的我们非常惊讶。”王先生告诉记者，几经辗转求医才被一些医务工作者告知，其本身的情况并不适合安装心脏支架。“这典型就是过度医疗驱动所致。”

　　支架滥用，促使国内心脏手术市场增速惊人。据统计，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是2万例，到2011年达到了40.8万例，增长了二十多倍。对冠心病患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到8：1，在中国则高达12：1。

　　此外，心脏内科医疗器械过度使用的案例近年来屡屡见诸报端。今年5月，四川绵阳市人民医院超声科前主任兰越峰就因举报其所在的医院出于利益驱动，向无需安装心脏起搏器的病人“游说劝导”其使用而被医院停职待岗。

　　价格虚高与利益链条

　　上述滥用案例的背后，是每多在病人身体内安装一副心脏支架，这个利益链条上的相应环节都会各自按照比例获得丰厚的回报。

　　一部分费用，是给医生的“公关费”。据业内数据显示：国产支架出厂价一般为3000元，卖到医院价格涨到1.2万元；进口支架到岸价6000元，用在病人身上就上涨到近2万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坦言：“卖出一个支架，医生能拿到10%至15%的回扣”。这意味着，每给病人放一个进口支架，医生至少能拿到2000元以上回扣，这是造成支架用量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

　　除了心脏支架，“一台美国品牌的彩色血流图成像系统以98万元卖给医院，其中给予院长的回扣可能就达10万元；而一台价值160多万元韩国产的三维多功能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反馈给院长的感谢费就高达30万元。”上述医生还向记者透露道。

　　而另一部分费用，则用在了需要层层打通的流通环节上。和药品销售一样，医疗器械的中间加价现象颇为严重。

　　一般来说，一款高值耗材从生产厂家出来再到某家医院，要经过一级代理、大区代理、省级代理等多个层级，每一次转手的加价约有30%的利润可赚，而价格越高的产品，加价后的获利也更大。

　　广东省物价局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医院中，89%的医院主要从批发企业购进医用耗材，11%的医院分别从批发企业和生产企业同时购进。绝大部分医用耗材都要经过批发商这一中间环节。而另一方面，流通领域的加价率和加价幅度都缺乏有效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