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各级政府部门而言,了解网络舆情的需求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 （CFP/图）

　　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日益改变着舆情传播的路径与方式。网络舆情让各级政府和国企越来越不敢怠慢，一个专门帮助政府获知网络舆情的产业也随即诞生并被催熟。但从事这桩买卖的人强调，监测并不等于监控，他们“力争还原水淋淋的民意，做对话者和搭桥者”。

　　2013年前8个月，新华网舆情监测中心主任段赛民有一半时间是在内地小城市度过的。这些区县把他请过去，为的是想建立一套监测互联网舆情的系统。

　　微博反腐、网络实名举报，过去两年汹涌澎湃的网络舆情，重塑了中国民众表达诉求的渠道，一个专门帮助政府获知网络舆情的产业随即诞生并被催熟。

　　两年前，新华网成立了舆情监测中心，全力参与到网络舆情监测的生意中，更早之前，包括人民网、方正电子、谷尼国际软件等机构都推出了舆情产品。

　　“把握舆情”、“实时监控、不留死角”，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舆情机构的产品，往往是通过几套特定的监测系统设定关键词，从而对浩如烟海的互联网信息进行监测、管理、统计和分析。通过对躲在电脑背后的网民进行监测和调查，这门舆情生意不仅做进了宣传部门和国企，也深入到中国内地的区县各级行政机关。

　　网络舆情的挑战

　　一条信息从出现到形成舆论热点的周期，从原来的24小时缩短到现在的4小时，甚至1个小时。

　　采购了监测设备后，甘肃酒泉负责网络监测的工作人员张欣终于从人工搜索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工作也变得非常简单——打开软件界面，设定“公安、城管、拆迁”等关键词，通过特定的“舆情监测设备”，即开始了对涉及本地相关敏感领域信息的24小时监测。

　　他只要将监测到的网络舆情进行勾选和摘编，加上软件提供的分析图表形成不同的报告，提交给领导查看即可。

　　舆情监测业兴起于2007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网民由被动接收互联网信息逐渐转向主动创造互联网信息，网民议政更加心直口快。山西黑砖窑、华南虎照等事件正是通过网络民意不断升温，最终演变为重大的公共事件，“网络舆情从那时起越来越受到各方重视。”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2008年6月，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在网络上与公众直接沟通，加上一系列网络事件，2008年被内地媒体称为中国的“网络问政元年”。

　　此后，包括微博、微信等移动互联方式的兴起，不断改变传统的信息传播机制。一条信息从出现到形成舆论热点的周期，从原来的24小时缩短到现在的4小时、1小时，甚至更短。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做出解释、反馈、制定应对策略，就可能出现舆论一边倒的局面，甚至可能面临铺天盖地的误解、质疑与责问。

　　“这对政府机构以及企业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传统的信息采集方式很难做到在黄金4小时内做出反应，必须借助新的技术手段。”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称。

　　于是，做网络舆情监测生意的公司出现了。一套舆情监控软件的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但针对一些财政有困难的区县或者欠发达地区，也可以不购买软件，每年缴纳几千块钱使用费就行。

　　进入舆情行业者，有靠技术起家的软件公司，如方正集团和谷尼国际软件；也有依托传统媒体延伸出的增值服务，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及新华网舆情监测中心；甚至还包括一些咨询、广告与公关公司。

　　方正集团是国内较早研发网络舆情监测技术的公司。方正电子产品总经理李崇纲称其最早借鉴了美国成熟的舆情监测分析软件，如美国国土安全部与国际知名厂商Autonomy公司生产的概述新闻报道中公众意图表述的软件，能分析民众意愿，把握社情民意的走向。

　　方正曾经想借助这些美国公司的经验共同合作研发，但发现双方对需求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外国公司擅长监测新闻类信息，但对于论坛、贴吧、博客等信息没有深入挖掘的潜在需求，但中国政府客户恰恰要对这些信息进行舆论监测。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截至2013年7月的数据，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4.64亿，使用微博的用户达3.3亿，微信用户亦突破了3亿。舆情的主导权，从过去由传统媒体或门户网站控制，已经转变为千万个公民意见的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