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披露北京街头摔女童嫌犯照片。 (网络图片/图)
在韩磊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十字路口的意象。他曾反省人生“十字路口”的残酷,却以更残酷的方式,剥夺了一个尚未作出过人生选择的婴儿的生命。
因为偷自行车,被送进暴力蔓延的工读学校;因为偷汽车遭遇“严打”,而被判处无期徒刑。16年刑狱后的韩磊撰写了数十万字的自传体狱中小说,试图告别“昔我”,却在出狱仅9个月后便涉嫌摔死女婴。
遭遇女婴的夏夜,韩磊并未意识到自己再次站在了人生十字路口上。
这个39岁的中年男人刚刚与朋友聚餐,地点是离他住处不远的大兴区小红门路上的人民公社大食堂。这场老友间的宴饮从下午六点开始,持续了近两个半小时。2013年7月23日,伏天里的北京夜晚有一些燥热。兴致颇高的韩磊喝完二锅头,还开了七八瓶啤酒。此前,他已经在家喝过一顿了。
聚餐后,感到余兴未尽的韩磊又邀请朋友前往两公里外庑殿路上的天鑫龙KTV唱歌消遣。按照时间推算,韩磊和朋友到达KTV是晚八点五十分左右,服务生说没有车位了,让他们把车停到马路对面。
随后,韩磊乘坐的白色索纳塔轿车遇上一辆婴儿车。在和推着婴儿车的年轻母亲争执之后,韩磊举起了婴儿车以及车中的女婴。婴儿车从近两米高度摔下。50个小时后,女婴死亡。
“假如那天没有在十字路口前徘徊,假如那天不是为了那顿该死的早点耽误了时间,假如那天没有遇到蔡伸,方冰坚信自己的人生一定会是另外一番模样。”写于2012年出狱前后的自传体小说《昔我往矣》中,韩磊通过一连串的“假如”表达了自己对过往的痛悔,对生活的醒悟。然而,人生没有“假如”,九个月后他再度犯下不可原谅的罪行。
从“昔我往矣”四个字中,可以看到韩磊对自己过往人生的决绝态度。但命运的吊诡在于,信心满满的自我告别之后,韩磊却再次回到了他已经告别过的十字路口。
8月14日,韩磊已经被北京市公安机关移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如今身在看守所的韩磊信命,受到宗教思想影响的他深感犯下的罪恶不可救赎,自己已被命运所弃。
但这个舆论眼中的“暴戾之徒”口中的“命运”指的是什么呢?韩磊在他的小说中写道:“走出子宫的路是笔直的,通向死亡的路也是笔直的,但是在起点与终点之间,却充满了未知的十字路口。”
这个因偷车而获刑16年的大院子弟,留下了数十万字的自传体小说。顺着这些文字逆流而上,可还原韩磊人生经过的一个个“十字路口”。
大院
自家的自行车丢了以后,韩磊从外面偷了一辆自行车回来。
1974年6月26日,韩磊在丰台东高地的航天部大院里出生,母亲范珍还记得当时是炎热的中午。
韩磊的父母,都是航天部的普通工人。母亲范珍是航天部下属某厂的修理工;父亲是该厂的木模工。
韩磊出生在那个年代一个典型的“鹊桥家庭”:他的父亲响应当时国家“三线建设”的号召,远赴四川万源的大山之中,一去就是十二年。剩母亲一人在京养育他和姐姐。
“当时我生女儿,他都没回北京。”范珍说,那时候丈夫极少回来,家里面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大院是个封闭的地方,那里界限分明。”张国新比韩磊大三岁,当时与韩磊家住楼上楼下,常在一起玩耍。那时候,大院跟城市联系还不紧密,东高地高大的苏式砖楼在低矮郊区民居中很显眼,而大院再往南就是农民的菜地。
东高地大院的往事后来成为石康、王朔等作家的故事来源。“文革”期间航天部分成了“915”和“916”两派,大字报、批斗、武斗很激烈。“知识分子们面子薄,自杀也是常有的事儿。”张国新和韩磊懂事时,“文革”已经结束了,但大院特有的青春伤痛与残酷却依然触手可及。
大院孩子最喜欢玩“攻山头”和“警察抓小偷”这些游戏,韩磊喜欢扮演“解放军和警察”。韩彩英记得弟弟韩磊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做警察,爱收集弹壳这些东西。东高地、三角地曾是大院子弟聚会的地方,戴着小军帽、背着军挎包的张国新和韩磊也没少去,玩游戏机、看小人书,或者就是看那些元气淋漓的青年们游荡、打架。
但韩磊少年时期所接触和感兴趣的,并非只有拳头。张国新注意到韩磊开始接触古代诗词,并开始模仿写作。张国新觉得那正是韩磊内在寻求的开始,韩磊经常关在家里学习诗词韵律。
拳头,写小说,写诗,这是韩磊的青春期最热衷的东西。学习成绩自然一落千丈。韩磊在以自己为主人公的小说中写道:“好结交所谓的社会人,讲些江湖义气,也就少不了干些江湖上打架争胜的勾当。”当时,他同父母的关系也很紧张,一连几个月都不去上学,“退学就像上学一样简单”。
张国新说,韩磊退学后仍然受到伙伴们的佩服,他讲兄弟义气,也能挑事儿。一旦韩磊做了坏事儿,做木工的父亲抄起床底下的木板就开始揍他。
韩彩英觉得韩磊从那时就有些怪,有人夸他有文采,他就把那些诗歌全烧了。
“他父亲回家时,他九岁了,已经管不下来了。”范珍说,那时候她也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1988年,家里面添置的一辆自行车被盗,这相当于一年的积攒化为泡影。范珍万万没想到,儿子韩磊居然去偷了一辆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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