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社科院：官方智库的“最外围”危机

　　6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地方社科院院长座谈会，30个省级社科院和部分城市社科院都派来了主要负责人。座谈会邀请了社科领域的“龙头老大”中国社科院来介绍创新经验，但主要是借机学习如何“找钱、找项目”。

　　“国家院(中国社科院)的经验对我们非常重要。即使不开这个会，各地也会到国家院去问，科研是怎么开展的，科研经费是怎样拿到的。”某省社科院负责人表示，自己最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找钱、找项目”。

　　这背后，是地方社科院深深的危机感。

　　致力于咨政建言、研究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省级社科院，发现自己慢慢被挤到了(或依然处在)省委、政府智库群的外围，日益边缘化。

　　最外围官方智库的尴尬

　　“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中国大陆31个省份，除海南外，都设立了省级社科院，是直属省委、省政府的正厅级事业单位。海南省在建省办特区过程中遵循“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并未设立社科院。

　　对于所有省级社科院来说，2004年中央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带来了机遇性的转型。

　　在那之前，省级社科院长期以开展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世界史、社会史、宗教学等等，是一个类似大学的“象牙塔”。3号文件提出，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主要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开展应用对策研究，有条件的可开展有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基础理论研究。

　　之后，各省级社科院都逐渐把定位转到省委、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为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支撑和服务。

　　但接近地方权力中心的路其实走得颇为艰难。某省社科院的前任院长将地方党委、政府的智库排了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党委、政府的两个政策研究室，第二层次是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第三层次是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大多数省份设立)，第四层次是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五层次才是地方社科院、科研机构和高校。

　　正因为处在官方智库的外围，不少社科院感觉到越来越强烈的生存危机。

　　作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社科院的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系于地方财政。6月底的全国地方社科院院长座谈会上，一些院长就对记者坦言，地方社科院的科研经费仍摆脱不了“化缘”的境地，更何况“这任领导答应给的金额，到了下一任领导又变了”。“我们国家，特别是地方党委、政府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认识不到位，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要地方财政拿出更多资金，来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是很艰难的。因为它不像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不可能‘刀下见菜’。而根据现在的评价制度，地方官员希望在任期里迅速做出成绩。”陕西省社科院院长任宗哲对记者说。

　　尽管各省级社科院开始主动服务地方党政机构，但大多并没有被真正纳入决策咨询体系。比如上海社科院就直接参与市里“十二五”规划和一些重大战略的制定，但更多的社科院仍然为自己的“边缘化”而苦恼。地方领导层在决策过程中较少主动与社科院沟通，社科院的研究课题往往是通过各种方式争取、“请示”来的。

　　“现在政府内部有各类研究机构，他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信息比较灵，省长书记出国下乡都带着他们，他们有接触社会的机会和条件，掌握大量的内部材料，研究成果也容易超过社科院。他们跟领导的关系也好，经费也有保障。社科院现在的境况是很危险的，逐渐被边缘化。”辽宁省社科院院长鲍振东说。

　　有的院长甚至自嘲社科院是“养老机构”，到社科院当院长等于“退了休享受正厅级待遇”。

　　“我从地级市市委副书记任上调到社科院当院长，从副厅级升到正厅级了，但老百姓不知道咋回事，不少人跑到我岳母家里去问，说你姑爷犯什么错了，给弄到社科院当院长去了。”一位院长无奈地说。

　　据了解，在一些省级社科院，生存境况似乎陷入了一种不良循环——为了争取领导的重视和经费支持，于是重点研究党政领导的喜好和思想，做官样文章，领导提出个政策，去解读它的合理性，给领导唱赞歌。“××领导提出了……为……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领导提出的要求，坚持以……为核心，扎实推进……”这样的表述常常成为某些科研人员研究成果的主体。但是温顺的“拍马屁者”往往更让领导觉得没有存在价值，科研经费的上涨更加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