皱巴巴的花格子衬衫，白色短裤，头发稀疏，声如洪钟，长达8小时采访中，说到激动处，他不停起立又坐下；抑或重重敲打桌面，用脚将桌下组合柜勾开又关上。

　　不久前，辽宁大连瓦房店市退休警察赵明，因申请大连女骑警信息公开，质疑其劳民伤财，坐上了风口浪尖。

　　事实上，这已不是赵明第一次向公权力“较真”。早在2002年，他曾创下一天之内将两个政府部门告上法庭的纪录；公安局评他做优秀民警，他却将局里的违规问题捅给了公安部，导致其被全国通报；他开辟网站为百姓维权，却反腐反到了原市领导的头上……

　　他坦言自己很分裂，“体制待我很好，但很多事情我就是看不惯”。

　　申请公开：做一次“信息核试验”

　　从5月26日申请公开大连女骑警成本，称其涉嫌“乱花纳税人钱”开始，赵明度过了他64年人生中最煎熬的1个月，“躁死我了，烤死我了”。

　　申请提交次日，《中国青年报》就刊出大篇幅报道，全国数百家媒体予以跟进。5月28日，“女骑警成本”登上百度热搜榜。人民网专门推出网络调查，引来7158人参与，76%支持赵明。

　　与媒体的热烈相对照的，是当事人处境的微妙。

　　6月初，赵明的手机两次被流氓软件“呼死你”攻击，一度无法使用；领导问他，为何不事先打个招呼；老朋友断定“女骑警门”系他和媒体联手策划；有人在网上历数赵明的“罪状”，赵明一一否认后称，网上的“污蔑”是有组织的。

　　大连女子骑警队成立于1994年12月，一度成为大连名片，在“达沃斯”年会等大型活动中亮相，在人民广场等场合供游客拍照。不过，女骑警在维护治安中的作用，官方却语焉不详。

　　“我就找资料，发现中国并没有骑警这一警种。再研究政策，我们城市街道上，也不允许它们(马)行走。”赵明觉得，女骑警在程序和实践上都存在问题，它可以作为城市景观，而不应该由警方来办。

　　“不过，它该不该存在，需要对其投入、产出、效应、社会功能等综合评定，我是小人物，当然不知道这些。申请公开，让大家来评定，不好吗？”

　　赵明还另有想法，“很多监督政府的条文，都流于一般性号召，他想“检验”有关部门是不是真心接受监督。

　　可惜，这次“信息核试验”弄得他灰头土脸不说，公安局虽然公开了信息，也与他当初设想的市政府出面，监察、公安、财政、审计等几家联合释疑相去甚远。

　　事实上，这已不是赵明第一次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去年底，他曾向瓦房店市政府申请公开价格调节基金流向。“当时有内部人士跟我反映，他们收钱后拿去乱用。”但物价局、财政局“冠冕堂皇，不说真话”的回答让他失望，赵明把回信直接转给了市领导，“看，他们这样答的。”

　　状告政府：是不是反潮流英雄？

　　有瓦房店官场人士认为，政府多年来待赵明不薄。

　　80年代初，父亲冤案还未平反，赵明就进入体制内；曾获“瓦房店市优秀人民警察”等殊荣；退休3年，还继续在交警队下辖道路交通安全协会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但赵明却屡次将政府部门告上法庭。甚至他所在的公安局，也因为赵明“告密”，被公安部“全国通报批评”。

　　时任市长徐长元刚到任时的疑惑颇具代表性：“你吃政府的，穿政府的，怎么专爱挑政府的毛病？”一时，“刺头警察”的称号不胫而走。

　　“我不是反潮流英雄，也不是什么斗士，只是经常看不惯。那些问题我再不反映，就要出大事了。”赵明说。

　　赵明初次与公权力“较真”，是18年前。1995年换发“九二”式机动车牌证，当地却借机设立“农村教育基金”、“城市增容费”等，车主须缴纳1500多元，才能换牌。

　　300多名车主不服，围堵市政府，引发群体性事件。被叫去维稳的赵明不声不响把事情经过写出来，一个电话报到公安部。后来，公安部就发出批评瓦房店的通报，发往全国。

　　赵明说告状有“隐情”：“去之前，我说，孙大队，我们本来就不该收费啊。他说，先别说这些，执行任务就行。可看到有人被抓，实在看不下去。”

　　事情解决了，赵明却遭了殃。他将“家丑”捅向全国，让时任公安局长恼怒。赵明遭到调查，他父母亲盖房的水泥有没有付钱，都成为调查内容。

　　最终结局颇有戏剧性。赵明给局里打电话，称要借5000元到北京上访，“我向公安部反映问题有错吗？”局政委等人做工作，此事告一段落。

　　2002年6月4日，赵明做出了一个更惊人的举动，他在一天之内将财政局、工商局分别告上法庭。

　　此前，瓦房店开始收“机动车辆人民教育基金”，交警队负责安检，安检的前提是有交费凭证。身为总检员的赵明需要不断给人解释。

　　“这本身就不合法，让我怎么解释？”赵明只好反映到有关部门，“但他们也不给明确答复，多问几次还不管了。”

　　在自认“驾驶员不满情绪疯长，可能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关口，赵明走进了市法院。4个月后，瓦房店停止征收“教育基金”。

　　在旁人看来，赵明状告或上告多部门，结局大多完美，但赵明叹气说：“解决了，又没解决。”

　　原来，当地“教育基金”等收费取消了，一些费用又巧立名目悄悄收了起来，赵明状告工商局所诉“小贩占道影响交通”的问题解决了，但“那个市场还是最烂的市场”。

　　梳理上述告状经历，不难发现，每次告状，赵明都遵循体制内规则，娴熟运用技巧，所以能屹立不倒、全身而退。

　　赵明也承认这一点，“最大的技巧，就是我反映的都是当时党和政府最关注的问题，提出时，一定要符合法律法规，绝不能触碰红线。”

　　对于合规，赵明所在协会出租车分会会长季业福深有体会：“他很重视程序，必须规规矩矩地按正常手续来，不能让人挑出毛病。”有关红线，赵明以“女骑警门”为例：“我只要求公开信息。女骑警基地卖票我早就知道，但我不去碰。”

　　对于“越级”反映问题，赵明坦白地说：“这是我官本位思想最集中、最典型的反映。因为我说了，他不改；大官一说，就改。”赵明认为，现实中，反腐和监督是需要身份的，上级监督下级管用，下级监督上级就要付出代价，这让他感到悲哀。

　　有一年，当地高铁施工引发纠纷，矛盾最终集中在施工队和动迁户上，酿成恶性事件。赵明第一时间报告新华社，新华社做了报道，矛盾缓解了。有人却想要追究他，甚至私下指责他涉嫌泄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