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8日，中央部门陆续公开了各自的决算报告。其中，自2010年开始，至今持续了三年的“三公”经费决算报告公开达到了最佳状态，各部门基本总列了“三公”经费的基础项目。

　　在“三公”经费“零增长”的要求下，除个别单位外，中央部门总体实现了“负增长”。

　　2010年中央单位“三公”经费决算支出合计94.7亿元；2011年，中央单位“三公”经费决算支出合计93.64亿元；2012年，中央单位“三公”经费决算支出合计74.25亿元。

　　比较上述数据可见，2012年较2011年“三公”经费支出减少19.39亿元；2011年较2010年减少1.06亿元。2012年的是2011年的18.3倍，约为18.3亿元。

　　18.3亿元的巨大落差，原因何在？“三公”经费到底还有多少水分可以挤压？财政部门并未给出明确解释。

　　6月27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作2012年中央决算报告时只解释称，2012年中央行政事业单位等“三公”经费支出比预算数减少5.59亿元，主要是各部门切实落实中央有关厉行节约的要求，大力压缩“三公经费”，减少了相关支出。

　　根据决算报告，中央单位“三公”经费中，因公出国（境）经费19.45亿元，低于预算2亿元；车辆购置及运行费40.67亿元，较预算减少了2.81亿元；公务接待费14.13亿元，比预算减少0.78亿元。

　　一个比同年度预算减少5.59亿元，一个比上年度决算减少18.3亿元。“这确实需要反思和总结并找出详细原因，据我了解，财政部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决算报告之前，已经有了一个详细的梳理，但原因和对策的分析报告，还需要一个过程。”财政部一位内部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而从楼继伟的解释中也可以看出，政府的确在过“紧日子”。政府花钱受财政预算制约、财政预决算接受社会监督的行政路径逐渐明朗。

　　十八大召开之后，以中央“八项规定”为代表的厉行节俭、反对浪费的系列决策出台，除了中央单位，接受本报记者抽查采访的省市县乃至乡级政府部门，都普遍感觉到在“三公”消费上“勒紧腰带”——“原准备盖的办公楼不盖了，该买的车不买了”；“往年热闹的年会改在食堂甚至取消了”；“下饭店的机会也减少了很多，就是下饭店也不敢点位菜了”；“别说出国，就是国内考察旅游的项目都紧缩了。”

　　“李克强总理上任后一再强调信息公开。中央要简政放权，必然要解决收支公开问题。收支公开面太广，要抓住突破口，而对于‘三公’经费问题，老百姓又比较关注，这是为什么政府把‘三公’经费公开作为突破口的原因所在。”北京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

　　7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其中，对“三公”经费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做出部署。上述文件明确了各级政府“三公”经费全面公开的时间表： 2013年，各省级政府要全面公开省本级“三公”经费；全国市县级政府争取在2015年之前实现。

　　厘清概念和科目

　　2006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以理论和经验模型的方式，通过大量的数据和材料梳理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2004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三者相加费用为9000亿元。

　　这一结论至今仍存在巨大争议和影响。竹立家告诉本报记者，“之前也有人分别统计过公款吃喝、公款出国等费用，但是我第一次把三者加在一起，这些数字都是有出处和根据的。”

　　上述数据出自竹立家撰写的一篇题为《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的文章，发表在《学习时报》上。

　　之后，《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竹立家和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发表文章《我国每年公款消费近9000亿元的说法不实》。报道中，预算司负责人反驳了竹立家“9000亿”的说法，并列举了一份2004年全国“三公”消费数据：公车数量180万辆、公车消费1000亿元；公款伙食费172亿元；干部公费出国费用29亿元。三项合计1201亿元。

　　“三公”经费的概念由此被提出，并受到社会和中央的关注。

　　1201亿元全国“三公”实际消费数据，是迄今能够找到的唯一官方权威数据。这一数据与来自民间的9000亿元相差甚远，原因何在？竹立家的解释是，这1201亿元只是国家财政预算支出，而预算外的“三公”支出是大数而不是小数。

　　“我一直都认为，不但要算经济小账，更要算政治大账。这些数字媒体不要过多去纠结，而是应该找到‘三公’经费问题的高度和真正的价值点。” 竹立家认为。

　　然而，至今“三公”经费的概念仍不清晰和明确。

　　6月28日，审计署行政事业审计司司长刘正均对外表示，在这次预算执行审计中发现，“三公”经费概念不够清晰。“三公”经费并非公款出国旅游、公车私用和公款吃喝的同义词。而目前政府在公开“三公”经费时没有进行必要的解释，有可能误导社会公众。

　　而在2011年之前，业已存在许久的“三公”支出并未体现在财务预算和决算报表中。彼时，在财政预算分类科目中没有“三公经费”这一科目，这部分支出以“其他名目”安置于各个科目之中。

　　直至201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10年中央决算的决议，经财政部汇总并向社会公布，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4.7亿元。2011年，成为“三公”经费公开的元年，“三公”经费在经济科目表中成为专门科目。

　　刘剑文介绍说，“三公”经费是指政府公务性支出，即政府履行职责所花费的费用，本身是个中性概念。其核心是公务，将“三公”仅理解为“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和公车”存在误读。“三公”经费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关键问题在于合理合法合宪与效用最大化。

　　以7月18日“出炉”的《气象部门2012年度部门决算》为例，气象部门对其“三公”经费支出的账面进行了全面解读。除公布常规预算执行情况外，还以中央、省、地级市为单位进行分级统计：“因公出国（境）”支出决算1217.78 万元，除统计人数、组团次数等，还细化到具体参与会议名称；“公车购置与运营”所支出的1.6亿元则计算出每辆车的平均购置或运行费用。相对而言，3515万元“公务接待费”的用途说明显得模糊很多——执行公务、开展业务科研等。

　　“相较于去年，内容细化很多，总体来讲看到了巨大进步。但进一步细化和公开的空间还很大。”刘剑文表示，财政部门统一对预决算的“收入”和“支出”进行科目编码。“收入”由大到小分为“类、款、项、目”四级。“支出”分为“类、款、项”。预决算中编码越细，公众解读越清楚。

　　尽管以中央部门“三公”经费为代表的政府预算公开已向前迈进，但由“三公”经费概念引发的争议并未消除。

　　根据中央部门预、决算报告中的所列名词解释，纳入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指中央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这与公众所理解、多年来约定俗成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的“三公消费”大有出入。

　　根据现行的财务管理制度，中央部门收入主要由四部分构成：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与其他收入。在部门预决算中得以披露的“三公”经费仅为“财政拨款收入”一项中涉及的“三公”经费，而来自其他收入而用于“三公”消费的数字或不止于此。相当部分的“三公”经费并未受国家预决算的管理，亦未向社会和公众公开。

　　此外，部分实际为“三公”经费的项目，被嫁接到其他决算科目之中，如接待费用被嫁接到会务费用之中。

　　如此一来，公开“三公”经费的效用大打折扣。

　　财政部内部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三公”经费的概念，随着信息公开的推进和财政体系的进一步改革，会作为一个科目继续完善和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