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9日，老北川县城地震遗址被暴雨引发的洪水淹没
7月13日，北川县擂鼓镇中联水泥厂的厂房在暴雨中被淹
方娟的妹妹现在是方娟父母的心理寄托，他们的生活渐渐走向正轨
北川遭受50年一遇的暴雨，老县城遗址全部被淹。这个“5·12”地震的受灾地点，再次遭受灾害。
二次创伤
这次暴雨之大，就连北川60多岁的老人家都说不曾见过。问起哪里灾情最严重，新北川县城的居民回答说曲山镇的邓家村和沙坝村。因为再往关内乡镇走，通讯和道路就都不通了，里面的情况谁也不知道。“最大的问题是道路被毁，灾民的生活必需品运送困难，因为连续暴雨，白天打通的路，下一夜雨就又堵了。”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何锦告诉我们。由于燃油不足，发电困难，墩上、马槽、坝底、白什、青片、片口、小坝、桃龙、开坪等关内乡镇主要依靠电台与外界联系。
7月9日凌晨，第一次山洪暴发。沙坝村的房屋开始进水，97名村民艰难转移到高处。“房子倒塌了，连楼房二层都进水了。”截至13日上午，全县接到4人失踪的报告，其中墩上乡的一名养羊大户为了救羊而被突然改道的山洪卷走。擂鼓镇上的中联水泥厂也被淹。厂区外，九根直径20多厘米的排水管不停抽水，积水仍近3米深。“我们宿舍楼都进水了，进不去，抽水已经抽了第五天了，每天还是下雨，不知道哪天能抽完。”疲惫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
7月14日，我们终于找到一辆车，愿意开往灾区深处。从新县城到陈家坝乡50多公里，我们走了3个小时才到。一路上，不时出现散落在路面上需要司机下车搬离的山石、好像半个山坡从公路倾泻而过所留下的厚厚碎石、冲过路面的山间黄泥飞瀑、被洪水硕石砸得歪七扭八的柳沙树。开车的母志兵大哥连连皱眉：“哎呀，要不是你说来，我是不敢往上面开。”翻过毛崖山(音)，往窗外看，翻滚的湔江水顶着白沫，裹挟着黄泥和石头，把一个个桥墩撞击得颜色发黑，“这说明桥墩的水泥已经被刮掉一层了”。
从任家坪到邓家村的这段路被淹了，来往车辆只得绕行景家村、杨柳坪村的盘山路。盘山路只比一辆小车宽一些，每逢两车相遇，寻找路宽处错车都是费时费力的事。在海元村处，一辆跑在我们前面赶去抢修电线的国家电网的车突然爆胎，维修用了40分钟，来往8辆车全都动弹不得。在黄家坝村与陈家坝乡西河村之间的财神庙，湍急的泄洪水流在路面上冲刷出一处深坑。我和母大哥正担心着紧邻泄洪道一处房屋的危险，大雨再度倾盆而下，只好抓紧赶路。母志兵的手脚均在“5·12”大地震中受过重伤，先后做过20多次手术。他现在重新组建了家庭，问起地震的事，他没有逃避、焦躁或麻木的表现，他说：“像我心眼这么宽的应该不多。”
马玉玲的妈妈住在陈家坝街里，她最近睡觉睡不踏实。大地震时，14岁的马玉玲在陈家坝初中读书，她所在的初二(4)班有11名学生和1位教师遇难。马玉玲妈妈告诉本刊记者，几天前，她坐车去江油。窗外飘着大雨，她望着河对岸山上滚落而下的碎石，突然想起遇难的女儿。“水冲得好凶，心里一阵发紧。”她捂着心窝说，“最近这一个星期总是想起她，心里好多痛，你知道吗？”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川工作站副站长傅春胜在北川待过5年，光视频资料就拍满了24个160G的硬盘。从永安镇的帐篷区、永兴镇的板房区到永昌镇的安置住房，他对这里百姓的心理状况再熟悉不过。“经历过地震的人再次看到泥石流、山体滑坡这些的时候，地震现场、家人亡故的创伤又会重新起来，这种创伤属于二次创伤。比如脑子里出现闪回这种创伤体验，不由自主地回到出事的瞬间，这是正常现象。这次灾害，比如禹里乡、坝底乡，他们刚盖起新房，还是在原地盖的，现在发大水，他们再一次面对着山石滚落的感觉，这样的恐慌以及可能造成的二次创伤要比异地重建到新县城的人严重。”傅春胜说。
二次创伤最严重最痛心的例子是39岁的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那次事件发生在2009年“9·24”特大泥石流灾害的10天之后。董玉飞是震后第一个被报道的自杀的北川官员，作为救灾办主任、农房重建办主任，那次泥石流令董玉飞备感恼火与折磨，其打击之大，他人很难体味。有心理专家分析，董玉飞可能患有因地震引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心理救助需要系统化、科学化、专业化、持续化。由于大地震已过去5年，随着远东慈善基金会等机构的退出，北川的心理救助工作面临经费匮乏的窘境。北川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现在只有中科博爱的志愿者王蔺、刘洋、李晓景三人留守，后两人目前暂驻庐山协助工作。根据今年春天对北川县城的抽样调查，仍有大约10%的人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高危人群约有240人，对这些人的心理援助可能需要10年或者20年。
“心理创伤最严重的，就是丧子的父母们。一般而言，丧子的打击要大过父母兄妹这些关系，尤其是不能再生育的父母，有的遇难者亲属也许三五年就走出了心理创伤的阴影，有的也许一辈子很难出来，这需要亲戚、朋友、政府干部的理解与安慰。”傅春胜告诉我们，丧子父母这个群体需要社会系统的长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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