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2013年第25期封面报道

　　我不希望上帝知道我是谁

　　直到SU150航班起飞时，可能被斯诺登预订的17A仍然是空位。北京时间6月24日18时05分，这架俄罗斯航空班机满载着失望的记者飞往哈瓦那，留下一个个新的谜团。

　　那样的情景在好莱坞片里我们已经看得太眼熟，确实，在过去半个月里，围绕泄密者斯诺登的一幕幕大戏，正按既定脚本轮番上演着。他将美国的“棱镜”网络监控计划和盘托出，引发了全球对美国监控手段的口诛笔伐以及有关公众道义的激烈争论。

　　有人称斯诺登为英雄，因为他揭露了美国政府侵害隐私、破坏网络自由和基本人权的秘密；还有人将他视为叛徒和国家公敌，因为他为了自己的虚荣或所谓正义感而损害了国家利益。即使是在美国本土，斯诺登也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人物——据最新一项民意调查，31%的受访美国人认为斯诺登是爱国者，而只有23%的受访者视他为叛徒。

　　30岁的斯诺登注定将成为“国家利益”和“公民隐私”之间矛盾的最具冲击力的传奇个案。

　　事实上，从古至今，无论哪朝哪代政府都或多或少采取过监控公民的措施。而这些监控行为一旦曝光，大都会引发关于“政务机密”和“公民隐私”之间关系的广泛讨论。

　　为了国家安全而进行的秘密监控是否应该公之于众？在反恐监控和保护公民隐私上，如何做到更符合民主性要求的平衡？

　　对于这些问题，斯诺登已经替很多人做出了回答。“我不希望上帝知道我是谁。”他在互联网上写下这样一句话。(苏庆先)

　　监控，各国都是狠角色

　　斯诺登踢爆棱镜门，随着美式监听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其他国家的一些监控项目也逐渐浮出水面。

　　记者｜邵乐韵

　　“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难怪《1984》在亚马逊上的销量猛增了70倍，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在64年前写的话，因为“棱镜”项目的曝光，显得那么富有前瞻性和警惕性。

　　“我们是否生活在1984中？”美国人不由得拿自己与小说主人公温斯顿进行比照。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反恐部门对内忙不迭解释，监控系统是为了确保公共安全，并非要偷窥本国民众的隐私。

　　但像爱德华·斯诺登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相信：透明与个人隐私才是自由社会的基石，保密与监督是暴政的大门。

　　实际上，斯诺登披露的“劲爆”消息并不算惊人。“国家监控”不是突如其来的概念，很多人心知肚明。只不过想象这类事情发生，和明明白白地知道这类事情确实在发生完全是两码事。

　　钟摆向右

　　在《1984》的大洋国，党和国家的领袖“老大哥”通过无孔不入的“电子屏幕”，时刻监控着党员和人民的一举一动：

　　“电幕能够同时接收和放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极低声的细语大一点，它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除了能听到他的声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行动。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

　　极权统治下的“电幕”监控读来令人不寒而栗。现实生活中，棱镜项目的用途是维护公共安全而非监控思想，但也不免给人造成一种感觉：电脑和手机组成的电幕后，总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你。斯诺登把机密文件披露给《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时就说：“在桌前，只要我有一个私人邮箱，我有权窃听任何人，不管是你，你的会计，还是联邦法官，甚至总统。”

　　在大数据的汪洋里，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岂不是人人成了裸泳者？奥巴马向国民澄清，棱镜项目只局限用于反恐、武器扩散、网络黑客或网络攻击，适用于外国实体，而不是美国公民，且需要经过外国情报监视法庭(FISA)的批准。他打了个比方，公共安全局(NSA)所做的事情像一个送信的邮差，知道信件往来的方向，但非必要情况下不会去拆读里面的内容。

　　崇尚个人自由的美国人是否买账？美国独立数据机构皮尤中心6月10日公布的民调结果多少出人意料：56%的美国公民表示，可以接受国安局为反恐跟踪对百万美国人进行电话记录监控，41%的人表示反对；45%的受访者表示，若政府的数据秘密收集项目真能阻止另一次类似“9·11”的恐怖袭击，那政府就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民众网络活动的监控。

　　另外，49%的人认为斯诺登的行为符合公共利益，44%的人认为其做法伤害了公共利益；54%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追究斯诺登的刑事责任，认为不该追究的竟占了38%。

　　诚然，美国在立国之初就对公民的个人隐私和个人通讯做出了明确规定并加以保护，但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的界限从来不是泾渭分明，倒像是一只左右晃动的钟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寻找平衡点。

　　“每当美国发生大事，比如珍珠港遇袭，或遭遇9·11恐怖袭击，政府决策的钟摆就剧烈摆向右边，倾向于为了公共安全牺牲个人隐私；而随着时间推进，公共安全环境好转，钟摆又会摆向左边，以尊重个人利益为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国际问题专家张军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棱镜门如果发生在9·11以前，一定会引起社会哗然；但现在半数以上的美国人认为可以接受监控，主要是对恐怖主义感同身受，加上不久前才发生波士顿爆炸案，所以民众态度很微妙。”

　　最明显的对比是9·11前后美国在飞机安检上的措施变化，对于脱鞋、搜身、X光透视安检等种种不便甚至咄咄逼人的措施，乘客哪怕有所抱怨，最后仍然默默接受了。至于2003年小布什政府推出《爱国者法案》，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人民对隐私的期待，反对者痛心于民权让位爱国，却还是在国会得到高票通过。

　　“如果说棱镜事件有积极的一面，就是把原本蒙在鼓里的事情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让全民公开辩论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平衡点。”张军说。斯诺登的泄密让人们看到了在大数据时代公民权与政府之间的真实关系。政府加强反恐力度以捍卫公共安全没有错，但民众不能接受政府机构以“爱国主义”的旗号扮演“老大哥”的角色。“对于监控项目，第一，老百姓要有知情权；第二，要有监督制衡体系确保权力不被滥用。”

　　对此，奥巴马宣称，正计划与美国自由派及人权组织人士展开公开对话，成立范围广泛的监督委员会，调查监视项目可能侵犯隐私的问题。

　　监督机制放水？

　　虽然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对监控行为表示理解，但CNN的民意调查表明，奥巴马的最新支持率还是下降了8个百分点，为45%。这是自2011年11月以来的第一次绝大部分美国人不看好奥巴马。

　　张军分析，民众对奥巴马的支持下降不是针对棱镜门，而是感觉他在最近一系列丑闻上的应对不得力，包括国税局丑闻、司法部擅取美联社记者通话记录、对班加西事件的处理等。

　　美国政治观察者杜剑锋也认为，奥巴马不会因为棱镜事件遇到大麻烦。“英国媒体曝料的消息想要被证实，需要经过美国国会的听证调查，过程很复杂。在其他几项丑闻中，司法部长已经被证明说谎，但是还想办法遮掩嘴硬，一个司法部长尚不能被怎样，何况是总统。”

　　张军分析，此次奥巴马的境遇不同于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也不同于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监视项目的发起人之一)。奥巴马的底气来自三个方面：一、水门事件中的窃听行为是为了尼克松的个人利益，棱镜项目的行为符合国家与民众的利益；二、公共安全局的数据收集项目拥有标准化的制衡系统，防止权力滥用；三、监控项目确实挫败了几起恐怖预谋。

　　在奥巴马所说的制衡系统中，把关者是“外国情报监视法庭”(FISC)。FISC是根据1978年通过的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案”(FISA)而专门设立的秘密法庭，根据该法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公共安全局(NSA)等情报机构只有得到FISC的授权后才能展开相应监视行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负责对该法庭是否有非法收集情报的行为进行审查。

　　按照奥巴马的说法，在情报部门的整体执行过程中，没有撇开国家机构的任一分支，没有隐瞒在野党，没有在无平衡、无监督的情况下进行。

　　然而斯诺登甩出的绝密文件很快驳了总统的面子。6月21日，英国《卫报》披露的文件显示，监督机制并不像奥巴马所说的那样严格——FISC曾签署命令，允许NSA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从美国国内通讯中收集到的数据；美国国安局的监听行为也并非仅仅针对“外国人”，很多情况下国安局还监听并保留了大量美国本土公民的电话与邮件记录。

　　根据《卫报》报道，国安局被赋予的权力如下：1、可以保存至少5年包含美国公民个人信息的监听数据。2、如果“无意间获取”的美国国内的通讯记录被加密了，或者包含任何被认为蕴含犯罪信息、威胁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信息、危害网络安全的信息，这些通讯记录就可以被国安局利用。3、律师和委托人的保密通讯中如果包含“外国情报信息”，这些通讯便会被保存。4、获取“位于美国”服务器的外国网络通讯内容，以便如果监听目标来到美国可以进一步监控。

　　与此同时，国安局受到的约束却很小。美国国安局内部的分析师便拥有自主决定需要监听哪些外国情报的权力，而并不需要得到法庭或者上级的同意。只有一小部分的监听行为被一个内部的审计小组所评估。美国国安局可根据所获得的合理信息，包括IP地址、监听对象的言论，以及国安局内部资料库的信息，“自行确定监听对象是否非美国公民”。如果没有该人士的具体地点的信息，国安局的分析师可以“自行假定”该人士非美国公民。

　　根据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修正案)》，监听美国公民或者美国国内外国民众则需要额外的授权。但实施上，这一授权十分粗陋，有的根本没有详细的法律规定或解释。《卫报》称，在获得的命令中，某份签署于2010年的FISA法庭命令只有一段话。这段话只是直白地宣称司法部长代表公共安全局提交的监视流程符合美国法律和宪法第四修正案，而没有任何司法解释。

　　对于NSA的反恐效力，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肖恩·乔伊斯在听证会上列举了4起依靠监听被阻止的恐怖袭击案件，其中包括2009年未遂的纽约地铁炸弹袭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基思·亚历山大也表示，“自‘9·11’事件发生以来，通过这些监视项目，我们已成功阻止了50起可能的恐怖袭击，但具体细节就不方便公开来讲了，因为如果我把这些说出去，恐怖分子就会知道我们怎么追踪他们。”

　　然而，CNN公共安全分析师、新美国基金会国家安全研究计划负责人彼得·伯根(Peter Bergen)反驳称，新美国基金调查了自9·11以来有关圣战组织恐怖分子的法庭记录和媒体报道，发现在挫败恐怖袭击的过程中，发挥最主要作用的仍然是传统的合法手段。也就是说，NSA的监听项目是缺乏说服力的大范围“钓鱼”项目。

　　“所以在质疑者看来，仅仅公布四个案例是不够的，也不能总是以国家机密为理由搪塞质询，公众需要更多的例证，来判断他们所做出的牺牲是否值得。”张军说。

　　棱镜效应扩散

　　斯诺登踢爆棱镜门，随着美式监听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其他国家的一些监控项目也逐渐浮出水面。

　　“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英国在这场斗争中也在扮演狠角色，政府通信总局的作为甚至比美国还恶劣。”斯诺登对英国《卫报》说。据报道，GCHQ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对多条承担国际电话和互联网信号的光缆系统进行秘密监控，不但拦截和存储了海量的私人通话、电邮、浏览记录等数据，还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彼此共享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政府通信总局可对从光纤获得的海量数据储存30天并进行分析。这一行动的代号为“Tempora”，已开展了约18个月。监控光纤的技术能力使得英国政府通信总局成为情报界的超级力量。该机构的互联网监控能力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五大监视窃听联盟成员中最强的。

　　Tempora事件曝光后，英国相关部门的辩解与美国情报部门的说法何其相似：这些数据收集都有监管机制，它们中的许多信息对及时发现和防范重大犯罪颇有功劳。难怪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棱镜门事件告诉了我们什么》一文中吐槽：政府在此时一般采取的解释都会是“反恐怖行动”。

　　“为何德国政府对应当警惕的(美国监控)事件反应如此冷静？可能是因为对这类事件见怪不怪了？因为德国人欣赏棱镜计划赋予美国人的能力？或者因为我们这位来自大西洋另一边的朋友更容易与我们分享他们的情报？”看到本国政府的平静反应，《明镜周刊》尖锐发问。在德国，民众对数据保护的意识强烈甚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

　　“德国其实也想监控，并且正在实施类似的计划。”《明镜周刊》继续披露，德国联邦情报局将在未来5年内投入1亿欧元加强对互联网的监控。目前，德国政府已批准首笔500万欧元用于名为“技术成长计划”的项目。

　　德国联邦情报局将用这笔资金扩大“技术侦查”部规模，增加约100名工作人员，并提高计算能力和服务器性能。联邦情报局由此将可以像美国“棱镜”计划一样，更加全面地监视德国跨境数据交流。

　　不同的是，德国联邦情报局目前并不储存所有互联网数据，而只是对相关通信进行筛选，检查可疑信息。根据德国《限制信件、邮件和通信秘密法》，德国情报部门可以内容可疑为由，最高被允许检查德国与外国之间20%的通信内容。

　　德国内政部强调德国网上监控的正当性，称德国必须通过新的法律和技术手段，防止对犯罪分子通信监控的失控。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强调：“虽然我们都意识到了信息收集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关于‘适度性’的讨论永远都是重要的，因为使民众感受到安全是自由民主体制的基石。”

　　棱镜余波在印度同样激起探讨。2011年，印度正式运行中央监控系统(CMS)，但公众对这一系统一直没有很深的了解，政府也很少透露CMS的运作程序以及如何确保这一系统不被滥用。

　　今年4月，印度政府地将CMS的监管范围扩展至各州，最终实现无漏洞监管全国9亿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用户以及1.2亿互联网用户。“公共安全非常重要。所有国家都有这些监视项目。”印度电信部一位高级官员说。

　　但民众焦虑的是，该监视项目允许安全部门甚至税务部门在未经法院或国会监督的情况下，直接监视民众的电子邮件和监听电话。“绕过法院真的非常危险，能轻易被滥用。”德里大学的人权教师辛哈表示。

　　人权观察组织的互联网分析师辛西娅对媒体表示，如果印度不想以集权统治的形象示人，就有必要推动监控行为的透明化，如告知民众哪些人有权收集数据、哪些数据可被收集、使用数据的范围和途径以及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隐私权等。

　　在虚拟的世界里，竞争、合作、利益、道德审判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交杂在一起，显现出今日中美网络暗战的复杂与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