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法》已经开始实施，但社会各界依然对其给予了很大关注。昨天，记者获悉，中国精神病医疗使用者与幸存者网络（CNUSP）发布的《精神卫生法民间评分报告》显示，律师、心理学家等10名不同身份人士指出新法存7点不足，包括监护人权力过大、诉权缺乏保障等。北京、南京、杭州3位精神病医疗幸存者用EMS将此报告寄给了卫生部、全国人大法工委、残联三部门，呼吁更多倾听多方声音。

　　民间报告为新法打60.2分

　　这份报告以打分的形式，调查了律师、心理学家、精神病非自愿医疗亲历者、精神病医疗用户、家属、学者、社工、记者、精神科护士、国外人权法学生共10位不同身份的专业人士。“如果以百分制的话，您对精神卫生法打多少分？”评分结果显示，最高85分，最低30分，有6位给出了及格线及以下的分数。除一位不想评分外，该新法平均分勉强及格，为60.2分。

　　报告指出，法律存在七大不足，包括监护人权力过大、诉权缺乏保障、医生解释权过大、社工服务被忽略、心理服务被限制、支持性体系不足、歧视无法避免。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教授、陈国明案代理律师刘瑞爽说：“我国精神卫生法过多、过大地依赖监护人制度。按照现在法律的规定，有没有精神卫生法，都无法避免陈国明被强行送精神病院”。同时，刘瑞爽指出，精神卫生法没有落实诉讼权利问题。广东金融学院法律系教师何玲丽也认为新法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行为能力认定程序上衔接仍有改善空间，而英国利兹大学法律研究生则担忧医生以诊断为由限制一个人在医疗机构，没有时间限制，极有可能对“住院以自愿为原则”架空。

　　曾因自由恋爱被父母阻挠，被北京回龙观医院强制收治的幸存者陈丹结合自身的遭遇，也认为，精神卫生法提出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治，这一句的规定很模糊，缺乏具体操作。

　　深圳一名多年服务精神障碍康复者的社工认为，整部《精神卫生法》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提及社工服务；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认为，法律将心理治疗限定在医疗机构进行，实际上会导致剥夺大多数需要心理治疗服务的患者获得高质量心理治疗服务的权利。

　　自闭症人士的家长潘中泽，根据自身照料心智障碍儿子三十多年的亲身体验，在评分报告中多次强调，“为改善精障者（心智障碍者）情绪、行为问题，应当以维护其权益为主，而非流于管制，采用社工介入+心理辅导+适当药物。”

　　反抑郁歧视第一案当事人袁毅鹏目前正处于康复状态，担忧精神障碍者即使康复后继续找工作，融入社会也会遭受歧视，他建议法律加入侵犯名誉权的相关规定。

　　关注“被精神病”建互助网络

　　3位精神病医疗幸存者是在网络上知道了中国精神病医疗使用者与幸存者网络的，由于有遭受过精神病医疗的经历，于是便加入了这个网络。诸宁说，“我在这里能找到有共同语言的人交流，为能成为其中一员而感到光荣”。

　　中国精神病医疗使用者与幸存者网络在2012年8月份成立，以成员间自助互助为宗旨，持续关注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变化。网络成员以幸存者为主，律师、社工、学者、心理医生、护士、记者、引导师等专业人士作为支持者。

　　作为网络支持成员之一的衡平机构发起人，公益律师黄雪涛表示，《残疾人权利公约》中的核心理念是：“没有我们的参与，不应制定与我们相关的法律”。《精神卫生法》以及与精神健康领域有关的公共政策，与幸存者和使用者息息相关，立法过程不能没有他们的声音。

　　黄雪涛说，“目前正处于精神卫生领域的转型期，《精神卫生法民间评分报告》，发出了不同行业的声音，民间的参与，全民的关注，为这部法律的施行和未来的发展与走向，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和意见。”

　　链接

　　京年接诊精神疾病93万人次

　　记者从北京市卫生局获悉，目前，本市严重精神障碍患病率为10.03‰，据此推算北京目前有近15万人患有严重精神障碍。北京市卫生局介绍，2012年全市共有精神疾病专业医疗机构26所。其中，三级医院5所，二级医院11所，一级医院10所。精神疾病医务人员近6000人，床位共有9888张，床位使用率97.4%。2012年全市精神疾病专业机构共完成门诊93万多人次，急诊1万多人次，入院2万多人次，出院2万多人次。

　　讲述

　　“被精神病”者致信三部门

　　在精神卫生法中提出，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治。被调查的专家学者，特别是一些患者，对这一点感到十分不解。“这一句的规定很模糊，缺乏具体操作。”而此次致信三部门的精神病医疗幸存者，均有被家人强制送治的经历。回想当初被收治，大家仍感到愤怒和不解。

　　徐名　北京

　　直至现在，徐名也认为自己被父母送入精神病院前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高中时，他就读的是当地省级重点中学，成绩排在前十名。然而，高考时，他在选择报考志愿时与家长产生了分歧。“父母经常骂我，‘天天打游戏机，不学习，连清华也没考上。徐名回忆：“我也愤怒了，我比同龄90%的孩子都优秀，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还不满意”。

　　最终，徐名去了父母为他选择的院校。1995年2月，第一学期结束，六科不及格的成绩单被寄回家中，学校建议重读一年，父母得知勃然大怒。徐名说：“当时任我怎么解释和保证他们都不信任。”几天后，家长请来了两位精神科大夫来徐名家为他匿名诊断，都被他识破。后来，父亲叫来一位伯伯说他们家里开店，需搬东西，叫我过去帮忙，结果三人坐出租车进了一栋五层楼窗户均是密密麻麻铁栏的大楼，我当时想这楼防盗还挺好。没有名字，进大楼之后我才知道被送进了‘内蒙古呼和浩特精神病院’住院区，那时想出去已经没了办法”。

　　诸宁南京

　　诸宁的经历貌似与徐名等很多不知情就“被治疗”的人不同。那是在1991年，诸宁说，由于高考压力太大，他请求父母带他去医院看看。“我以为医生能帮我，去的是南京脑科医院。”诸宁说，他在医院从未和医生交谈，就是一件事:吃药、住院。

　　“后来，我在一张纸上看到我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当时我就流泪了，觉得他们一定搞错了。”诸宁回忆道。住院155天后，他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未定型”。这次的住院经历，不仅没有使他担心的状态消除，反而因为药物的影响，成天嗜睡。“原本腼腆的我变得暴躁。”诸宁说，2001年和2011年，他被家人两次叫医院的人强制送到南京脑科医院，都是因为在家里跟他们发生争吵。

　　“我反复问我爸，为什么送医院，我很在意父亲的评价，因为他是我最亲的人。但无论我怎么问他，他要么回避，要么就说是医生这样诊断的。被问急了，就说送我去医院。”诸宁无奈地说。现在的诸宁由于有住院经历被同事歧视，由某银行内退在家，成为职业股民。

　　钱钱杭州

　　去年11月17日，钱钱第一次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住院23天，被诊断为“人格障碍”，原因也是在家里与家人发生矛盾，被送到医院。随后短短几个月，他被强制住院3次。

　　“最恨第二次。”钱钱说，那次他在杭州省立同德医院闲林毛草山精神病院住了77天，那是一个很偏很偏的地方。“那里的医生护士很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强迫吃药、打针，恶意毒打捆绑。”钱钱说。现在他正在接受心理咨询，他知道自己有些事做得不太好，但父母不应该把他送到精神病院。

　　京华时报记者李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