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川新县城的尔玛社区市民休闲广场上，每到傍晚就会涌出很多家长抱着娃娃散步，与空荡安静的白天形成鲜明对比，成为整个北川县城最充满生机的时候。

　　在这些人群中，有些娃娃的家长很年轻，但有些娃娃的家长分不清是外婆还是妈妈，刘洪英就是其中一个。今年46岁刘洪英既是一个5岁多男孩的外婆，也是一个3岁半女孩的妈妈，而她的女儿是北川县地震后第一个试管婴儿。

　　官方统计称，震后北川共有1000余个有意愿再生育家庭(符合生育条件且有意愿生育并具备生育能力)，目前已出生800余名再生育幼儿。而在整个四川地震灾区有再生育愿望的6000多个家庭中，已有3500余家庭实现再生育。这些幼儿给北川带来新的希望，但面对这些新生命，家长们的心情却是复杂的。

　　来之不易的试管婴儿

　　在北川，失去孩子的家长大都在35岁-46岁，看着其他家庭都可以再生一个，刘洪英冒着高龄危险打算拼一次。

　　“生这个娃娃可遭罪了，怀她的时候每天要打针，手上、肚子上、屁股上，到处都是针眼。特别是屁股那边，医生都找不到下手的地方，起先我还用热毛巾敷，因为长硬块，疼，针扎不下去。后来懒得敷了，干脆告诉医生，哪里能扎你就扎哪里，反正到处都疼，没法坐，就用两只手把屁股撑着。”刘洪英说，身体所受的痛苦与最终的结果相比，自己还是幸运的。他们的试管受孕于2009年3月21日一次性成功，且于2009年12月18日产下一体重5斤7两的健康女婴，成为四川省首例震后再生育试管婴儿。

　　地震前，刘洪英在家里种玉米跟洋芋，生了王芙蓉以后，刘洪英基本不再从事体力劳动，每天就带着小芙蓉，生怕有什么闪失。今年2月份，到了女儿上幼儿园的年纪，夫妻俩把孩子送到了离家几十里路的新北川，4月份，原本就不富裕的王家在新北川租了一间107平方米的房子，由于王树云要在家里砍竹子拿出去卖赚点钱，房子只有刘洪英跟女儿两个人住。

　　“每天上午8点把孩子送去幼儿园，我就在家里看看电视，洗洗衣服，下午4点半、5点的样子再把她接回来。”刘洪英说，一年6500元的房租对于他们家来说压力很大，政府给了她600元的低保金，自己的大女儿也不工作，唯一的收入来源只有丈夫那点砍竹钱。

　　在新北川出租房里，空旷的房间里几乎没有家具，只有几张床，几张小板凳，一台电视机，虽然刘洪英说，自己很少给小芙蓉买玩具，但在茶几跟桌子上，还是放了好几样玩具。看着拿着玩具枪玩得不亦乐乎的小女儿，刘洪英说，孩子脾气很倔，自己的大女儿生了儿子，比王芙蓉大，过年的时候也会过来玩，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小孙子往往都让着王芙蓉，“这个娃娃脾气不是很好，当时我们还是想生个男娃娃，后来发现这个女儿比男娃娃还要厉害。”

　　保护过度的全职妈妈

　　今年5月12日是马莙宜5岁生日，每年家人都会为她精心准备礼物。有一年，小莙宜看到幼儿园的孩子有溜冰鞋，非常羡慕，于是爸爸就在孩子生日前几天早早买好，“现在孩子溜冰溜得非常好，孩子小，学习能力强，虽然地震后家里什么都没了，但只要孩子喜欢，我们都尽量满足。”妈妈陶平说。

　　马莙宜生于2008年5月12日9时50分，原本起名叫马铭瑶，地震发生时，她被姥姥从北川县妇幼保健院三楼抛到楼下父亲的怀中，当时妇幼保健院一楼已经被夷平。汶川地震那一天的北川县城，死亡失踪人口1.6万人左右，新增并幸存的人口据说只有1人，她就是这个羌族女孩。马怀松说，他原本给孩子起名“马铭瑶”，想铭记她出生那天的地动山摇，但是大家都反对，特别是马莙宜的姥姥，一听到“瑶”与“摇”音一样，听着就会想起他们不愿意回想起的往事，于是改名为马莙宜。

　　小莙宜所在的永昌幼儿园是北川永昌镇唯一的幼儿园，该园有300多个再生育宝宝，接近全园的一半，园长刘霞介绍，对于这样的孩子，幼儿园会给予每学期减免960元的学费。老师马艳告诉早报记者，她所教的小班中40个幼儿中有20个是再生育孩子，现在由于妈妈的年纪偏大，不少孩子的妈妈都已不工作，全身心地照顾孩子。

　　小莙宜的妈妈陶平、王芙蓉的妈妈刘洪英也都是全职妈妈，这个现象在北川普遍存在，而她们在地震前大部分都有工作。中国科学院心理援助北川工作站的心理咨询师熊海说，在他的心理咨询站，全职妈妈也很多，很多妈妈害怕孩子会再有什么闪失，除了在幼儿园或者咨询站，大部分时间都和孩子在一起，而且表现得保护过度，如光着脚在地垫上玩耍就怕孩子着凉，下雨了怕孩子被雨淋，出太阳了又怕孩子会晒伤，“这种过度保护在北川再生育家庭中显得格外明显。”

　　不听话、耍横、脾气大

　　熊海说，由于出生背景特殊，这些再生育家庭的孩子，无论大小，其生长环境和性格特征，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几乎所有再生育家庭在谈到自己现在的孩子时，都一致感慨：不听话、耍横、脾气大。

　　“地震后这些再生育家庭，尤其是一些高龄难孕家庭，大多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艰难。一旦有了孩子，孩子们便被家长瓷器般捧着，自身也有了瓷器的娇贵与灵性。他们从父母那里准确感应出自己的贵重地位，因而任性，爱吵闹，不妥协。”熊海表示，孩子的表现与家长的心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家长的过度保护造成孩子的任性、人际关系紧张。

　　另一方面，家长尚未走出心理创伤期。熊海通过五年对北川的重建家庭的了解，不少丧子的家长都希望再生或领养来的孩子跟遇难的孩子性别一致，在他们身上，会认为是生命的一种轮回。不少家长对遇难的孩子依旧眷恋，总觉得那个孩子如果还活着的话，会非常优秀，对已逝孩子的优点夸大，忽略他们的缺点，这些家长会经常拿现在的孩子与他们做比较，这样对孩子非常不公平。

　　两代人的心理建设

　　“震后我们关注的主要是上小学的孩子，接着延续到初中，再回到幼儿园，我们发现事实上，孩子的心理变化与家长的教育密不可分。”熊海说，作为心理学界一个统一的口径，做灾难性的心理援助的周期为20年，中国台湾和日本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规划的，如日本大阪地震的心理援助到现在还在持续地进行，他们都是由政府拨款完成这个项目。

　　熊海表示，由于30年来第一次面临这样大的灾难，政府部门也不知道如何去投这笔钱，他们宁可把钱投在看得见的房屋建设方面，而心理援助是一个看不见、没有量化的项目，所以中国科学院心理援助北川工作站的资金主要由宋庆龄基金会和江苏远东基金会扶持，基金会的规划是三年，而事实上该项目已经延期两年，目前已接近尾声，基金会的资金退出之后，心理援助站将无以为继。

　　“之所以是20年是有原因的，专家可以持续跟踪两代人的心理建设，因为家长的心理创伤没有修复好，那么就会投射到孩子身上，对孩子的成长就会有影响。”（记者 龚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