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监狱总医院启用于1903年，前身是上海公共租界工商部华德路监狱医院。先后隶属于法院、公安局、劳改局等部门，1995年7月正式更名为上海市监狱总医院。

　　2007年落成的新大楼位于浦东繁荣路478号。医院目前共设置病床450张，有医护人员、管教等300余人，除了儿科、产科，普通医院设有的其他科室几乎都有，还有艾滋病、结核病、戒毒康复、精神病等特色专科。

　　早报记者 李燕

　　“在这里，他们是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刚入职时，徐敏常用这句话消除内心的恐惧。作为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的内科护士，徐敏面对的是罪犯、犯罪嫌疑人和劳教人员。

　　但是，慢慢地，徐敏发现，他们仅仅是一群病人，“老虎”只是自己对这些人的刻板印象。

　　从刚开始的“不敢进病房”到现在的“斗智斗勇”，七年间，徐敏经历了艾滋病人针头的恐吓，也见过死缓犯和亲人团聚时的泪水。

　　上海市监狱总医院，像徐敏这样的工作者有300余人，他们有双重身份，既是医务人员又是民警。

　　“与世隔绝”的医院

　　2013年3月27日，奉贤区金钱公路发生凶案，臧某杀害两名女性亲属后，挥刀一路狂砍，致2死11伤。在群众努力下，臧某最终被制服，其本人亦受重伤。

　　2012年10月19日晚，女子监狱罹患艾滋病的赞比亚籍女服刑人员玛丽，忽然吃不下饭、四肢无力、心跳每分钟超过140次，情况危急。

　　2009年4月2日，某劳教所戒毒人员陈某某，出现双下肢萎缩症状，行动障碍，情况越来越严重。

　　事发后，他们都被送往上海市监狱总医院。

　　根据官方说法，这是一所面向全市政法系统，为监狱、看守所、劳教所中的罪犯、犯罪嫌疑人及劳教人员和其他违法人员提供医疗保障，是集医疗卫生、疾病预防、戒毒康复、健康体检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450个床位、300余名民警要应对每年数千人次的住院总量。

　　医护人员的危险

　　“每个病人床头卡上都写着案由，有的是故意杀人，有的是运输毒品，刚开始时怕得都不敢进病房。”80后内科护士徐敏说，虽然一开始有带教老师和管教民警一起进病房，但是看着那些床头卡，心还是虚的，甚至臆想会不会有人忽然跳起来伤人、挟持。

　　进入病房的次数多了以后，徐敏的心态才越来越平静。慢慢地，她发现这些曾经或心狠手辣、或奸诈狡猾的人也有善的一面，也有内心软弱的时候。

　　2007年初，一个30多岁的男犯因为绝食被送进医院。床头卡上的罪名是故意杀人，死缓。“据说杀了一家人，这样的人我们深恶痛绝”，徐敏说，但是他当时严重脱水、电解质紊乱，生命体征不稳定。

　　在救治过程中，他并不配合，一直很冷漠。这种冷漠完全符合普通人对杀人犯的印象。但是，一次探监改变了徐敏对他的看法。当老婆带着3个孩子根据程序来探监时，他哭得跟泪人似的。从夫妻的谈话中，徐敏知道原来这个男人是因为工作多年拿不到工钱，家中3个孩子嗷嗷待哺，欠薪老板却很蛮横号称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血气方刚、生活窘迫，就这样他挥刀砍死了老板也葬送了自己一家的幸福。徐敏说，听到这些她哭了，觉得这个男人也没有那么恐怖。

　　不过，这里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在徐敏7年多的职业生涯中，最惊险的一次发生在2008年，那时徐敏和往常一样到病房治疗，一名艾滋病吸毒人员突然情绪激动，拔下手上的点滴针，跳上了床，大声喊叫，威胁他人不准靠近。“从他手上拔下来的针带有艾滋病毒，就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还好当时医院领导正在查房，及时对该犯进行了教育、疏导，安全地处理了这一突发情况”，说起5年前的这段往事，徐敏心有余悸，所幸所有医护人员有惊无险。

　　面对这群经常不配合治疗的特殊病人，这里的医护人员要面对的情况更加复杂。职业暴露是更危险的存在。医务人员的职业暴露，是指医务人员在从事诊疗、护理活动中接触有毒、有害物质，或传染病病原体，从而损害健康或危及生命的一种情况。

　　在这里，吸毒人员比较多，肝炎、艾滋病、性病的比例也比普通医院高出许多，职业暴露的风险也就随之增加。

　　“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几次医务人员的职业暴露，每一次都可能被感染，但最终都有惊无险。”监狱总医院政委谢忠明说，针对职业暴露，监狱总医院有一整套完备的应急处置方案和报备原则。

　　害怕、惶恐的时候，职业使命感是最好的武器。外科护士长朱蓉这样形容自己在监狱总医院走过的22个春秋。

　　“他们首先是一个人”

　　这里的医生要做的不仅仅是治疗他们的身体，也要给他们内心以温暖。上海市监狱总医院政委谢忠明说，“我们希望这些人要战胜的不仅是病魔，还有心魔。”

　　45岁的内科主任潘澄就是这样一个践行者。“他们首先是一个人，所以作为医生应当保障作为人最基本的生命权、健康权，而白大褂下面的警服时刻提醒着我，行医的同时亦是执法。”

　　38岁的玛丽来自赞比亚，患有艾滋病，2008年因为非法运输毒品被判死缓。2012年10月中旬起，玛丽逐渐出现胃纳差、四肢乏力的症状，被送至总医院女病区住院治疗。2012年10月19日，玛丽的症状突然加重，呼吸急促，意识一度消失。

　　内科主任潘澄连夜赶赴医院，发现玛丽的动脉血样本即使加了抗凝剂也很快凝固。“乳酸性酸中毒”，潘澄想起了这个死亡率高达50%的病。调整医嘱，用药，渐渐地玛丽的呼吸趋于平稳。最终证实，玛丽确实因为抗艾滋病药物产生副作用而罹患乳酸性酸中毒，因治疗及时生命无虞。

　　玛丽生命无虞后，情绪却并不稳定，动不动吼英文。这样悲观而激烈的情绪一旦在病房或者监狱蔓延，并不是一件乐观的事情。

　　诊治、会诊、换药，每天早晚探视，潘澄无视玛丽的敌对，还时常主动和她聊天。刚来时，玛丽身上长了5个褥疮，其中一个有拳头那么大，对她的护理堪称生死考验。

　　由于艾滋病，玛丽的免疫力差，疮口愈合的难度特别大，每天两次的褥疮护理，不仅要清除疮口的浓汁，还要挖掉里面的腐肉，护士们每个动作防护不及时，每片沾满脓血的纱布处理不到位，都有可能导致被感染的风险。最严重时，玛丽的褥疮长达8厘米、深达6厘米，清创时尾椎骨若隐若现。玛丽的痛苦和护理的难度可想而知。

　　经过护士们的精心护理，疮口周边开始出现新生肌肉组织，疮口慢慢愈合。一个月后，玛丽有些不好意思，开始慢慢地说中文，甚至开始说上海话。

　　玛丽说，她喜欢这里，医生和民警都对她很好，情绪开始稳定。面对早报记者，玛丽竖起大拇指用No.1来形容监狱总医院的医护人员和民警。

　　不愿治好病的患者

　　“危险是危险，但也很精彩”，80后的内科护士徐敏这样形容在监狱总医院的工作，医生看病、护士照顾有时候要像做侦探一样。

　　其实，这里的很多病，在普通医院都可能遇到，只是来这里的病人不完全是为了把病治好，在背后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比如高血压病人，很可能偷偷不吃药，喝一口水药就全吐在杯子里。然后医生就会发现，他的血压老是降不下来，翻来覆去检查又查不出原因，内科护士长沈蓓蕾说。有些人可能就是为了恶作剧、报复；有些是为了长期住院，以此逃避正常的监管改造。

　　2012年8月，某监青年罪犯王某因“腹痛待查”转入总医院。连续数日的验尿出现血尿。可是，各种检查折腾了无数次，却没发现身体有任何异常。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内科主任潘澄有些着急了。“老法师”陆景行医生却看出了门道。再验尿时，陆医生直接跟在王某后面进了厕所，看着他小便。一连三次，王某都声称尿不出来。最后，实在被盯的没办法，尿了。经过化验完全正常。原来，王某每次验血后就会趁机把压针孔的棉球藏起来，验尿前把棉球扔进去涮一涮。

　　经调查，王某是因为不想回到原羁押单位参加劳动改造而故意伪装病情，如果达到一定标准还可能保外就医。

　　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会上演，只是方式不同。“比如换药的时候多要一块纱布、一根棉签，我们护士脑筋都要转一转，几条纱布可以做成一根绳子、以往的木头棉签磨尖了可以做武器，每一个看似合理的请求后面都可能有安全隐患。”抠喉吐药、厕所倒点滴更是家常便饭，“每天跟他们斗智斗勇，我现在已经成精了”， 徐敏说起来一脸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