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考虑环境容量的时候
——访环境保护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
近来，雾霾天气不断、水污染事件频发，社会对环境的关注度空前提高。接受本刊记者专访的环境保护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表示，不少地区环境容量已经逼近临界点，甚至污染超过了环境承载力。我国发展逻辑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要用环境容量约束和提升经济社会发展。
记者：您为什么认为我国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考虑环境容量的时候了？
夏光：现实情况逼迫我们不得不考虑环境容量。近年来，我国的发展速度很快，每年新增的产能很大，新增加的排放也很多，而我们的环境容量是个定数，环境承载力有一个边界，现在可以说不少地区环境容量已经逼近临界点，甚至污染超过了环境承载力。
超过了就会不断出现雾霾天气、严重的水污染事件等等，现在每个人对此都有切身感受。这就直接体现出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已经由相对宽松演变为越来越紧张了。所以我们在发展中必须要考虑环境容量，用环境容量一方面约束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一方面提升发展的质量。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发展逻辑的一个根本性转变？
夏光：是的。对环境容量不作考虑，发展只是资本不断投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这里我想试着提出一个理论问题，就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以前我们说只有一个，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或许应该再加上一个，就是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与我国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有限承载力之间的矛盾。
这不是坐在屋里空想出来的，而是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人们说，先让我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喝一口干净的水，再谈别的吧。
记者：那么这个根本性的转变如何才能实现？
夏光：首先必须确定环境容量。一个地方的空气、一条河流只能容纳这么多污染物，没超过可以自净，超过了就是污染。环境容量确定之后，有各种办法，比如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把排放量大的产能从环境容量小的地方转移出去；再比如建设工业园区，把工厂集中到一起，通过统一处理来减少排放量等等。
现在不少地方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北京就把首钢搬出去了，其实首钢的排放是达标的，只是北京环境容量不允许了；广州按照规划二氧化硫的排放也饱和了，要想上新项目，就得想办法把排放削减下去才行。
记者：如果梳理一下，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夏光：总的来看，可以有五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行政措施。就是按照这个地方的环境容量，规定你不能超过或者必须减排多少，然后分解到各个企业、各个单位，不管你采取什么办法，必须完成。完不成的，相关企业要么关闭，要么转移。
二是法律措施。就是完善法律法规，制定排放标准，超标的按照规定限期治理，或者停工停产、加倍收取排污费等等；如果造成了环境污染事故，还得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民事赔偿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
三是经济措施。比如排污权交易，根据环境容量，一个地区的排污额度就那么多，分配到每个企业，别的企业要进来必须到原有企业那里购买排污额度。通常新进入的企业环保技术更先进、效益更好，而原有企业交易掉排污权后就得关闭，或者转移、转产。
四是社会措施。就是公众的监督，包括舆论监督。一个企业如果超标排放，那不用说了，有法律等手段来惩罚；即使它达标排放，但周边群众不接受，认为严重扰乱了他们的生活，这也不行。现在这方面也是越来越硬性的一个要求了。
最后是技术措施。这不是约束性的，而是支撑性的。一些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可以不用关闭、不用转移。
现在这几方面的措施都在运用，下一步要按照十八大的精神，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完善上述措施，并把它们执行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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