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震区最好的医院,芦山县医院成为地震伤者最先集结地,也是震后医疗救援调度指挥中心,这里的病人与医生共同经历了一场生死,但眼下,他们正共同面临另一个更大的难题
45岁的王华这两天总跟丈夫重复一句话:“我们捡了条命啊!”丈夫坐在白色帐篷门口的轮椅上默不做声。
芦山县医院的院子里已遍是帐篷,与附近救治地震伤员的迷彩色帐篷不同,王华他们所在的十几个白色帐篷里住的均是地震之前医院住院部的病人。幸运的是,所有的住院病人没有在地震中再次受伤。
芦山县人民医院是县城里最好的医院,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援助3000万元人民币的新门诊大楼去年10月刚投入使用。“4·20芦山强烈地震”发生后,这里成为医疗救援调度指挥中心,也是收治和转运伤员的枢纽。
然而,县医院五层高的住院大楼和旧门诊楼在震后都成了危楼,原有病人和地震中的伤员均集中在医院半个足球场大的院子里。院子夹在两座危楼之间,自然地分成了两部分,解放军某部在前院搭建的野战医院主要收治地震伤员,而王华们所在的后院就显得冷清,医护人员大多先去救治新伤员,作为“老病人”,他们只能先自己照顾自己。但病人们觉得,在与医生们共同经历了一场生死后,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亲近感,忙里偷闲的医生们偶尔还和病人开几句玩笑。
“地面像有怪物钻了出来”
一个月前,王华的丈夫因淋巴疾病住院,她请了长假一直陪床。王华特意选了一楼的双人间病房,同病房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话不多。丈夫的腿有些毛病,每次活动都需要搀扶,住在一楼,出入方便。地震发生后,王华对自己当初的选择颇感庆幸。“如果不是在一楼,我们俩可能就出不来了。”
为了照顾好丈夫,王华加了张床,吃住都在医院。她每天早上不到七点起床,到医院门口给丈夫买早点。4月20日这天,因为丈夫有点不舒服,五点刚过她就起床了,给丈夫简单地做按摩后,就出门去买了早点:一碗稀饭,两个鸡蛋。
丈夫只喝了一口粥就不想再喝了,她劝他多吃一些,争取在八点医生查房前把餐桌收拾干净。就在两口子你劝我推时,病房突然摇晃起来,王华叫了一声:地震了。她对地震并不陌生,5年前的汶川地震记忆犹新,但“那次是左右晃,这次是上下动”。
大约只过了两秒钟,天花板上的石膏哗哗地砸下来,更可怕的是,地面突然间拱了起来,地板砖全都开了花,破碎的声响犹如鞭炮,“就像是科幻片里怪物从地里钻出来的画面一样。”王华瞪大双眼特意强调,“我一点都没有夸张”。
这时,医生们正在交接班,25岁的内科医生曾应平刚准备去查房,地震就来了。医生、护士、病人一股脑地儿地往楼梯奔,“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昏天黑地。”曾应平回忆。
100多米外的新门诊大楼里,副院长乐志勇正好出门诊,他刚为一位病人量上血压,就感到整座楼剧烈地晃起来,他冲出门诊室,站在楼道里使劲喊:“快往外跑。”跑到外面的空地上,乐志勇第一反应是拨打院长的电话,可怎么也打不出去。
在住院部的王华准备拖丈夫下床,丈夫示意她先去开门,可门怎么都打不开了,“怎么办啊?”王华大叫着,希望另一床的病人妻子来帮忙,不过转头一看,那两个人都吓得不能动弹了。王华一边用力掰门把手,一边回头叫丈夫先躲到床底下,回头看时,丈夫已被天花板上掉下来的灰尘盖满了,活像个兵马俑,“我当时想,这下真完了。”
她跑回来准备扶他先趴到床下,可丈夫根本就弯不下腰,两个人正在挣扎时,震动一瞬间消失了。
王华又跑过去开门,她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走廊里已经乱作一团,全是抱着头往外跑的人,她大喊:“开门哪!”但无人理会。这个身高1米6,体重102斤的幼儿教师跳起来将全身的重量压在门把手上。门,终于打开了。
她再次去搀丈夫时,剧烈的震动又开始了,走廊里已是瓦砾成堆,墙上一道道裂缝,天花板耷拉在半空中,有的房门也倒在了地上。“我们走出来时,楼里的人基本跑光了。”
当时,几名重症患者仍在病房里。地震刚刚停下,曾应平就和同事返回楼里背病人,一位80多岁的癌症患者满身是灰,躺在床上不停地发抖,“背下楼才知道,刚一震时,他的家属就跑了。”
“医生,这里这里”
王华和丈夫走出住院大楼时,这幢大楼的外墙已布满裂痕,她看到,自己住的那间病房连窗框都震没了。此时,院子里哭声连片,病人在哭,护士在哭,有的医生也流着眼泪。病人们的穿着五花八门,有的披着睡衣,有的裹着床单,还有的只穿了一条内裤,放眼望去,院子里医护人员几乎都在做同一件事——打手机;而大部分病人因为跑得匆忙,连手机都没来得及拿。
里面的电话打不出去,外面的电话也打不进来。芦山医院院长曾建江还在成都出差,地震后调头就往回赶,此时高速上已经开始堵车,同事的手机没有一个能够打通,他心急如焚时,只收到一条短信:速回医院。
几分钟后,医护人员镇定下来,开始安顿病人,病情不重的建议先回家,几名医生冒险跑回住院楼里撤出几个床垫,供病情重的患者就地休息。
但住院病人还没有安顿完,地震中伤者就送了过来,医生们只能露天抢救。王华看到的第一个病人是被三轮车送来的,裤腿被血浸红了,靠近脚踝的小腿部分被砸得露了骨头。
伤者越来越多,有的被人背着过来,有的躺在门板上被抬来,伤者家属冲进院子第一件事就是拦医生。医生也不分科了,谁离得近,谁就先帮着包扎,大夫们从急诊科抢出一些纱布和绷带,但没有酒精,也没有其他药品,遇到受伤严重的,只能多包几层纱布。
从病房里逃出来的病人们自觉地把空地让了出来,院子里除了连天的哭号声,就是“医生,这里这里”的喊叫。微胖的曾应平累得喘不上气,他兜里揣的两卷纱布很快就用完了,一名头部受重伤的妇女被抬来时,已经没了呼吸,曾应平和同事仍然轮换着做人工胸外挤压。“没有设备,只能这样。”现场气氛太紧张,以至于现在曾应平都不知道那个同事是谁。
这名妇女最终还是离世了,被抬到了院子的西南角。王华说,九点左右时,角落里已经摆放了6具遗体。
没有电,也没有水,所有商户都关了门。口渴难耐的曾应平发现了一瓶葡萄糖注射液,捅开后一饮而尽,“感觉就一个字,爽”。
中午时,新老病人已占满了院子,医生再次冒险进入老门诊楼中的仓库,抬出几包药品。输液也只有生理盐水可用,为了以防万一,医生们决定留给病情危重的伤者。一个腿部受伤的姑娘哭着拉住曾应平要止痛片。“现在什么药也没有,再坚持一会儿。”事实上,连曾应平也不清楚这“一会儿”到底是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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