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今天的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定义他们的流动生活，“在家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仿佛在出去的那一刻，便知道迎接他们的是更好的未来。现在年轻人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不是为了逃避贫困，而是想追求城市的机遇，早已脱离了最初的背井离乡。
华裔美国作家张彤禾从2003年进入东莞、追踪描写打工女孩的命运，到现在已经10年。这期间，她的丈夫彼得?海斯勒在中国已经出版了两本描写当代中国的非虚构作品——《寻路中国》和《江城》。彼得?海斯勒也因此在中国颇有名气。
4月9日傍晚，张彤禾的新书《打工女孩》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举行沙龙活动。“倾听，中国打工者的声音”的沙龙海报张贴在书店门口，活动吸引了众多读者前来参加。在层层人群的包围中，黄皮肤、单眼皮的张彤禾正在讲述她写作《打工女孩》的故事。
如果不是过重的儿话音，她会被埋没在人群中，看不出丝毫的“美国味”。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居住多年的她在东莞采访打工女孩时，才渐渐地融入她们的生活，变成一位近距离的观察者。
“我们没有什么值得骄傲……我们的口袋总是空空，因为我们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打工者。但是我们还有一点值得骄傲的资本，就是我们还年轻，我们的口袋空没关系，只要我们的脑袋不空就可以。”她低头读着她采访过的打工女孩伍春明的日记，这样的张彤禾没有一丝作为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的强势。她偶尔抬头看看读者，淡淡一笑。
张彤禾说，她写的都是她看到的事实。她想要写的是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中整个生活经历的转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社会交往以及情感上的”。
出去，这是我们的信念
张彤禾的问题是，如果进入城市工作，条件真的那么恶劣并且很难真正成功，那么为何每年还有大批的农民工前赴后继地进城找工作？
2003年，当时正在《华尔街日报》工作的张彤禾开始走访东莞，每个月有一半的时间她都会出现在东莞的各个地方和普通女工深入交往。经过两年多的采访，她深入了解了一群打工女孩真实而鲜活的生活，她觉得她们并非时代的牺牲品。
“我刚去东莞的时候，担心和这些工人聊天会很沉闷，我担心这些工人在一起会没有事情发生，或是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和我说的。”然而让张彤禾惊喜的是，这些年轻女孩很聪明、很幽默、很勇敢，也很大方。她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也默默地教会了张彤禾在工厂、在东莞、在中国怎么生活。
大多数的媒体都报道过中国工厂的恶劣环境，欠薪、工伤或者因压抑而跳楼自杀等负面新闻。而张彤禾希望能写点别的，写写这个庞大的群体自己怎么看待外出务工。“如果不是聆听对方真实的心声，而是一厢情愿地可怜别人，这不光是不准确的，而且还是不尊重人的。”张彤禾说。
二十多年前，人们用背井离乡来形容外出打工的人。人们往往因为家里缺钱或者需要盖房子才会从农村出来走向未知的世界。出去等于受苦，这是当时打工者和家属共同的判断。
“出去”，今天的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定义他们的流动生活，“在家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仿佛在出去的那一刻，便知道迎接他们的是更好的未来。现在年轻人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不是为了逃避贫困，而是想追求城市的机遇，早已脱离了最初的背井离乡。
调查显示，农民工将“见世面”、“自我发展”、“学习新技能”与增加收入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在许多案例里，驱使农民出去打工的动因并非是贫困，而是无所事事。责任田很小一片，父母很容易就能打理好，而附近的县市则鲜有工作机会。
同样关注打工者世界的作家梁鸿说：“在中国农村所谓的闯世界，就是出去打工，因为只要不上学，等到十四五岁就去打工了，这和真正自由的闯世界不一样，农民的孩子闯世界只有出门打工这一条途径。”
2004年，当张彤禾为了写打工者的故事到东莞时，中国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而如今这个数字早已变成两亿五千万。他们散落在中国的各个城市，上演属于他们每个人但却相似的故事。
在《打工女孩》中，16岁的年轻女孩吕清敏说，在她的村里有一句老话，一辈子不用出远门就是好命，但是最近这些年不但出去的多，而且要走得远。现在村子里的人说走得离家越远越光彩。
从吕清敏湖北的老家出发，到温州的鞋厂，坐大巴要22个小时；到哈尔滨的美发厅，坐火车要28个小时。更多的人选择去遥远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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