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一纸“解”令，意味着1999年以来，发泡餐具“违法身份”的逆转。然而，伴随着疑似450万元公关合同的意外曝光、“白色污染”是否回归的质疑，14年来关于发泡餐具的是是非非，被舆论与公众置于聚光灯下重新审视。
“如果有问题，我就是国家的罪人。”作为1986年我国第一条发泡餐具生产线的引进者，原国务院全国包装改进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沛生面对《民生周刊》记者的提问，回答得格外干脆。
事情源于今年2月26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2013年第21号令，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进行局部调整，其中在淘汰类产品目录中删除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一纸“解”令，意味着1999年以来，发泡餐具“违法身份”的逆转。然而，伴随着疑似450万元公关合同的意外曝光、“白色污染”是否回归的质疑，14年来关于发泡餐具的是是非非，被舆论与公众置于聚光灯下重新审视。
14年，“禁”“解”反转
“发泡餐盒最早大量用于铁路。”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主任董金狮回忆道，他曾在铁道部劳动卫生研究所工作，亲眼看到铁路沿线小山似的“白色长城”。
1998年，长江发大水，正在视察汛情的朱镕基总理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当时长江江面上看不见水，全是成片的白色漂浮物，最厚处达1.5米，甚至拥堵了葛洲坝发电机组。由于发电机组的过滤网没有过滤好，导致葛洲坝发电机被烧，后经朱镕基总理批示，提出要解决白色污染问题。”
“政府开始慌了，总理批示了，怎么办？”随即，1999年初，原国家经贸委颁布《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第一批），要求在2000年年底之前，在全国范围内淘汰因环境污染严重而被列为落后产品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这一法规，即公众熟知的“禁白令”，或业内所称的“6号令”。
此后，分别在2005年、2011年，发泡餐具再次被国家列入“淘汰目录”。而在“发泡餐盒会产生二恶英使人致癌、含有双酚A物质将导致生殖机能失常”等传言中，公众的感知逐渐将聚苯乙烯餐盒与“食品安全”联系在一起。
14年前的“禁令”，在李沛生看来“并不严谨”。他提到，“6号令”的出台，没有征求包装改进办公室的意见，也没有征求中国包装技术协会、中国塑料协会、发泡生产企业的意见。
“我怎能引进了一条有毒有害的生产线？”自2002年退休，李沛生开始了为发泡餐具“正名”的步伐。如今更以“中国塑料餐具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的新身份，成为此次“解禁”的力量发言人。
据悉，中国塑料餐具联席会议办公室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包装专业委员会、中国包装联合会塑料制品包装委员会和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循环经济分会等5家协会组成。
2005年，李沛生组织研究团队，走访30多个城市的企业、社区、废旧品回收站，调查发泡餐具的生产情况。
“6号令”，存废纷争
14年来，尽管发泡餐具被“禁”，但每年仍有约140亿的销售量。在发泡餐具“禁而不止”的背后，对于“6号令”的争议也一直延续至今。
2006年，国务院参事叶汝求、石定寰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写信，建议修改“6号令”；2009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提出应该科学对待一次性发泡餐具的5185号提案……
“这些年，我们进行了六次国内大调查，三次去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调查和四次研讨会。2005年调查结束后，当年9月份就召开了第一次研讨会，除了全国各地专家、企业家出席，还有政府机构代表。”李沛生说道。
媒体报道称，2009年7月30日，工信部专门召开全国专家座谈会。会议围绕“发泡餐具”经过了长达6个半小时的辩论。
2013年初，政策的反转消息终于传来。一直推动“解禁”进程的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第一时间制作了专题网页，其中“重获新生”的标题赫然在目。
据李沛生介绍，国家发改委的排兵布阵始于两年前。其实，回顾过往的媒体报道不难发现，早在2011年，发改委已为发泡餐具“解禁”埋下伏笔。当年，发改委第三次将一次性发泡餐盒列入了“淘汰目录”。但其中一段说明富有深意：
“其实，一次性发泡餐盒的解禁，并非脑袋一热的事情，而是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这期间工信部委托了我们五大协会，召集全国专家进行研究。”李沛生补充道，此次“解禁令”历经七八个部委，需要加盖近百个公章。“这么多签字过程，说明国家听取了各方面意见。”
3月20日上午，五大协会召开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产业政策调整通气会”。巧合的是，与此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相比，3月20日下午，国家发改委官网针对发泡餐具解禁一事发布说明，给出五大解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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