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山东种粮大户统计表》中，年近40岁的王勇生以包种了1611.9亩耕地，成为淄博地区第一种粮大户。可当说起种粮的体会时，他却满腹苦水，异常激动。“这两年，流转了整个村子的土地，投入了四五百万元，整天里播种、买药、修水渠。每次刮风下雨、天气不好就提心吊胆，多少个晚上彻夜不眠，满脑子里琢磨着村里哪块地种什么。”王勇生感叹道，当个种粮大户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近日，中国农业部种植业司对全国种粮大户和粮食生产合作社首次摸底调查。根据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政府鼓励兴办家庭农场，促进农业规模化发展。家庭农场被认为是种粮大户的“升级版”，显然，种粮大户最有希望成为家庭农场的第一批创办者。

　　1983年，中国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家一户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格局从此形成。30年后的今天，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以及进城务工人数的增多，倒逼着农业朝规模化、集约化变革。

　　正当中国家庭农场方兴未艾、各地跃跃欲试之时，这次对全国种粮大户和粮食生产合作社的调查结果却难以乐观。流转土地稳定性差、基础设施较差、投入风险增大、扶持政策较少等困境使得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面临重重障碍，亟需在土地、金融等诸多方面实现突破。

　　土地之变

　　王勇生所在临淄区齐陵街道太平村地处淄博市东北部，村里有300户村民，1831亩土地。村里的老人介绍道，这个村与潍坊相邻、远离城市，没有任何村办工业，村民除去外出打工外，几乎全部依赖种地，人均年收入仅有6000多元，远低于当地其他村。（2012年山东省农民人均收入为9446元。）

　　此前，王勇生像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在外做生意，经营着一家运输公司。致富后的王勇生在2011年回到村里，“希望通过承包土地，解决村里耕地难题，为村里做点事情”。

　　回到村里，王勇生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流转土地的难题。太平村1831亩土地分布在300户村民手中，平均人均耕地只有两三亩。

　　一听说王勇生带着资金回到村里，土地的流转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支持。不过，最初王勇生并没有打算将土地流转到个人手中。

　　2011年4月，王勇生被选举为村委主任，同年7月大多数村民与村集体签署了18年的土地流转协议。根据协议，流转的土地交由村集体统一种植，人均可分得小麦800斤，如有盈利可参与分红。最终，太平村1611.9亩耕地都通过流转到村集体，交由王勇生耕种。王勇生也被任命为生产组组长。

　　王勇生一个人种了一个村子的地，从此烦心事就层出不穷。比如王勇生推行的土地流转的分配方案并未得到村民的一致认可。1983年，我国开始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是依照人口数量承包土地，经过了30年，随着农村人口的迁移、变更、消亡，普遍存在部分农户人多地少、部分农户却人少地多的不均衡现象。按照太平村人均可分小麦800斤的方案，人多地少的农户表示支持，部分人少地多的农户却并不赞成。但王勇生却认为，这一分配方式能改变原来土地分配不均衡的现象，才能让村里实现均衡分配。

　　超乎预料的风险

　　当王勇生把土地集中起来、成为村里生产组组长后渐渐地发现，当个种粮大户并非听上去那么风光，耕种1000多亩地所需的投入与所承担的风险远远超过了预料。

　　30年来，村里的农业生产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耕地状况参差不齐，有的搭起了院、有的种上了树、还有的干脆落荒，要想大规模机械化种植必须重新清理。同时，多年前政府给村里建设的电力和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几乎完全废弃。“一家一户种植生产，每亩地的成本只有千把块钱，可耕种1000多亩土地，投入的资金、承担的风险、遇到的压力超乎常人想象。”王勇生坦言道，动辄数十万元的资金，使种子的选购、药肥的采买都必须反复计较、慎之又慎。

　　近年来，种地所需的人工、种子、化肥、农药、农业机械价格节节攀升。根据王的统计，一次性采购玉米种七八万元，常年雇工20多人、平均每人年工资1.5万元，建设一个大棚投入10多万元，购置拖拉机、玉米加工机等10多台农机具60多万元，打井、修渠、安装变压器投入了70多万元，1000平方米的仓库200万元，抽水、加工等一年电费就要30万度……粗略统计，王勇生这两年种地的投入已有四五百万元。“种地投入了这么多钱，可土地是承包的，无法到银行进行抵押，换不来银行一分钱的贷款。”王勇生抱怨道，为了解决融资难题，他把家里的房子、车子都用来抵押贷款。手机每隔几天就会收到银行催款的短信，家里妻子也不时追问存款的去向。

　　临淄区农业局生产发展科负责人介绍道，目前种粮的农民可以获得的资金支持，但只有每亩125元的粮食直补和每亩230元的种粮大户补贴两种。这对于巨额的投入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

　　农业耕种很大程度上要“靠天吃饭”，病虫害、自然灾害都会对农作物收成产生重创。2011年初，山东遭遇了60年一遇的大旱；2012年罕见的暴风雨又把小麦吹倒了300多亩；2013年初大田又出现了病菌，小麦到现在尚未返青。

　　2012年暴风雨村里小麦倒伏致使王勇生损失了约几十万元，可保险公司最终只赔偿了2万元。“每到恶劣天气，就会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他无奈地说道。

　　近年来，中国蔬菜、肉类等市场价格频现暴涨暴跌的现象，给农户带来了巨大损失。今年，王勇生养殖的鸭子就因为受速生鸡事件影响而丧失了外贸订单，面临着亏损。去年，王勇生成立了合作社，搭起了蔬菜大棚，但菜价剧烈波动，并不是一个大户所能预测、化解的。

　　土地流转到一起，可实现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种植管理，粮食亩产量比原来得到了提高。以前太平村村里平均亩产小麦700多斤，如今刨除天灾原因小麦亩产基本可在1000斤以上。然而，刚刚当上种粮大户的王勇生在2011年仍旧亏损了45万元。本就缺钱的村委无力承担，经村民商议，2012年7月，原先流转到村集体的土地悉数流转到王勇生的名下。

　　王勇生坦言，按照测算，如果风调雨顺包地种粮应该是有利润的。但要想收回最初打井、修渠、买农机的数百万投入则要10年以上的时间。他感慨道，种粮当大户远比做其他生意投入大、回报少、操心多。

　　如今，他迫切希望，政府能帮助种粮大户解决无息贷款上的难题。因为他觉得种粮种菜的利润不足以抵偿银行贷款的利息。

　　规模化之困

　　王勇生只是中国数十万种粮大户中的一个。近日，我国农业部种植业司对全国种粮大户首次摸底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目前共有种粮大户68.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0.28%；经营耕地面积1.34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7.3%。这些种粮大户的粮食产量达1492亿斤，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2.7%。

　　上述调查表明，种粮大户和粮食生产合作社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仍面临流转土地稳定性差、基础设施较差、投入风险增大、扶持政策较少等困难。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鼓励兴办家庭农场，促进农业规模化发展。山东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秦庆武认为，家庭农场是种粮大户的“升级版”，种粮大户最有希望第一批转型家庭农场。所以，家庭农村的推广应首先要解决种粮大户多年来实际生产经营的难题。

　　农业规模化生产必须要有连片的土地，种粮大户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进行土地流转、稳固承包关系。中国的土地都是集体所有、承包经营，尽管签署了流转协议，但仍有可能面临政府征地、毁约等风险。调查显示，湖南省60%以上的种粮大户土地流转期限是1—2年，20%的流转期限为3—5年。而且不少土地流转采用的是口头协议，即使签订合同也存在手续不规范、条款不完备等问题，导致纠纷不断。

　　山东平度种粮大户王玉芹最头疼的就是如何从农户手中承包到连片的土地。为此，她甚至不惜高价承包——当地耕地一年的租金只有300元，而她出价却是700元，高出了一倍还多。

　　目前，全国土地流转费用亩均455元，而2009年仅为259元，年均增幅接近20%。山东寿光绿能瓜果菜专业合作社的马振平介绍道，当地种植大棚蔬菜一年有着七八万元的收益，流转土地则成了一件奢侈消费。

　　除此之外，当种粮规模扩大后，大户所需资金以及伴生的风险也随之倍增。目前，中国农田水利设施条件差，很多耕地旱不能浇、涝不能排。土地是流转承包来的，种粮大户没有投入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的积极性，可没有水利的保证，又会使农业生产显得异常脆弱。另外，租地费用高、雇工成本高、农机投入和作业成本高，相应的针对种粮大户的扶持政策还不完善，一旦遭遇自然灾害造成粮食生产亏损，很可能使种粮大户倾家荡产。

　　对此，秦庆武认为，鼓励家庭农场的发展，应该先行出台如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加强财税支持、推动农村金融改革等一系列相应配套政策，才能从体制上长远保证对农业投资者的利益。（记者 种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