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总说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口过多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你的研究也提到,过去2000年的人口数据记录显示,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中,每三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但是最近这几年学者们开始呼吁中国面临人口危机,这和过去的观念显得很矛盾。
王丰:世界人口史近些年最主要的故事,其实是生育水平的急剧下降,中国也不例外。从1950年到2010年,全世界妇女平均生育水平由5个孩子下降到2.5个,而中国尤甚,由6个孩子下降到1.4~1.5个。
为什么我们老说中国人口压力大,是我们过去对人口的认识给老百姓留下的印象,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压力是更早的现实。对人类社会来说,过去这100年最大的变化是人类自身的变化,全世界人口由15亿增加到了60亿,增长了4倍。我们的期望平均寿命从20世纪初的35岁,延长到了20世纪末的65岁。这100年内由于人们抵抗疾病的技术加强、营养水平提高、文明程度提高等原因,死亡率大大下降,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口大爆炸。但人口大爆炸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生得太多了”,而是“死少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快速增长容易让人们感到恐慌,从而形成控制人口的观念。
王丰:人口的大增长,理所当然引起了大家的危机感。古代君王总是希望自己的领地内人口众多,这样国家的税收多、出征打仗的人口多,人口数量多被看作一个国家非常积极的因素。从民间的文化传统说,生育对于延续种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传统文化都是歌颂和鼓励多生育的。
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对于人口的空前增长感到担忧。他认为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资源的限制。他的学说基础是,人口增长以食物为基础,人口政策对社会福利至关重要。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这种理论对政策制定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逐渐改变了人口越多国家越强的想法,自马尔萨斯之后,人们开始担心人口越多,生活水平会越低,当代人口控制政策的思想也来源于此。
三联生活周刊:同时诞生了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
王丰: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要与农业发展成比例,马尔萨斯提出两个级数的理论——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就被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但是从马尔萨斯提出理论,至今已有200多年,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再证明了他的学说是错误的。从1960年到2010年,世界人口增加了200%。但是由于绿色革命等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全球粮食生产增加了300%。也就是说,在这50年间,人口爆炸没有带来粮食供应的减少,人均粮食占有量反而增加了50%。20世纪同时是人类财富增长最快的100年,世界经济总量增加了16倍,相对于人口总量增加4倍,实际上我们的人均生活水平提高了4倍。
出生率下降的自身规律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中国人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育潮印象深刻,那时候的“英雄母亲”能生育9个甚至10个孩子,如果我们不控制生育,是不是会出现灾难性的人口增长呢?
王丰:人口增长有自身惯性,即使死亡率大幅下降了,整个社会也不是马上意识到的。20世纪的上半叶全球普遍发生的情况是,人类生活的改善,使得死亡率大大降低,可是传统生育文化的惯性,使得大家还是愿意多生,这就造成了人口的快速膨胀。在每30年内,人口数量就翻一番。等到大约过了一代人之后,家庭才逐渐意识到,不用再像自己的上辈那样生育好几个孩子,才能保证存活子女的数量。由于增长惯性的存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人口增速达到顶峰,年均增长率为2.2%。
中国历史上出生人数最多的一年,是大饥荒之后的1963年,出现了补偿性生育高峰。根据1964年的普查,1963年出生的人口约为3025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有意识地控制人口增长之前,中国社会已经自发出现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早已由1970年的5.8降至1979年的2.75,已经接近更替水平2.1了。所谓更替水平为2.1,是指如不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平均一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每代人口就处于不增不减的动态稳定水平。
70年代的这10年,是中国出生率下降最迅速的10年,这些变化在中国出台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意思是说,人口变化有它自身的规律。当人们发现不用高生育率就能保证孩子的成功养育,再加上社会经济发展和女性普遍接受教育等因素,高生育率自然会下降?
王丰:人口确实有它自身的规律,而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往往会滞后。当大家处在人口增长的恐慌中,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曾做了巨大的投入,提倡避孕节育。“二战”后口服避孕药的发明,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它带来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全球性的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在20世纪初,女性成年生活期70%的时间都花费在了生育和养育孩子上。而到了20世纪末,女性成年生活期只需花14%的时间来生养子女。
进入21世纪后,全世界又回到了100年前人口大爆炸前的情况——生育率重新变得很低。现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中,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即一对夫妇生2.1个孩子),那么意味着从长远说,我们的人口规模会变得越来越小。在出生高峰时期来到人世的婴儿,现在已经开始进入老年,这就造成整个社会“头大脚细”。而如果每一代人都生得越来越少,人口老化的状况会持续加剧。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变化在中国出台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其实已经基本完成,这个说法让人挺意外的。
王丰:1970年至1979年是中国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十年。我们今天回顾当年的人口控制政策,发现其必要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把人口多和人口增长快当作一个问题了。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其实这些年中国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变化才是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根本动因。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是,人口数量少是好事情,这样人均获得的资源才多。这样理解对吗?
王丰:世界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例子,即人口老化的国家,财富能够长期增长。欧洲福利国家和日本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化,回头看,整个人类已经学会了怎么适应人口增长,但没有应对长寿社会和老龄社会的经验,这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讲,是新课题。
比如欧洲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西班牙,其失业率达到24%,年轻人口的失业率高达68%。日本当下的年轻人被称为最痛苦的一代,他们不像父辈,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时也获得了财富的暴增,不仅自己生活舒适,还可以拿出部分救济子女。现在日本经济经历长期停滞,年轻人起步时很艰难,日本50%的年轻人是以半临时工的性质开始进入职场的,本来日本公司的传统是终身就业,现在很多是临时工,公司也不会为他们的技能培训、长期发展进行投入。对于年轻人来说,因为看不到好的前景,很多人推迟结婚或是不生育,结果使得经济更没有活力,陷入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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