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瞭望第6期封面

　　　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演化为特权的风险；

　　有特权的地方，就埋下了腐败的隐患。

　　许多人指责特权，纷纷义正辞严；一旦行使特权，往往沾沾自喜。

　　我们痛恨特权呼吁改革；有时却自觉不自觉地为特权抬轿子。

　　生活中处处可见特权的影子；特权的正身如何界定？

　　——特权就处在这么一种微妙的地位上。但它绝不是法制社会的应有之义。

　　不一样的特权生活

　　被“忽悠”的特殊病患

　　这是林谷整个上午第四次从同一间病房出来。巡房护士有点诧异地问道：“病情很严重吗？一上午查这么多次房。”他挥挥手，脸上微露疲倦：“不太严重，不过当官的生病，官太太比病人还难伺候。”

　　林谷是四川华西医院某科室的副主任医师，最近他接下一个通过“打招呼”进来的病人——据说是个正厅级领导。科室主任发了话，点名让林谷主治，“一定要照顾好”。

　　“病人本身倒是挺配合，不过他太太总是过度紧张，半天就跑了几趟，不是说她丈夫头晕就是说精神不好，我说了是正常的，她也一定要我亲自去看。”

　　林谷有些为难，正常程序是，只要没大问题，半天查一次房就可以了。其他时间，还要分析病人病历、与其他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或是探视病情特别严重的病人。原本就已经分不开身的林谷，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官太太”的各种要求。

　　不过对于这类“特殊病人”所造成的不便，林谷已经习以为常，包括通过关系加号或者插队住院的。林谷说，医生们通常的处理办法是，在不得罪“特殊病患”的同时，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尽自己的能力去照顾好普通病人。

　　然而在众多医院普遍存在就医难的现实情况下，普通病人对这些现象仍然颇多指责。

　　在某医院的病房区走廊上，一名脑瘤病人对记者说，当初检查出肿瘤后，医生告诉他，需要尽早做手术，然而住院部却称“暂时没有床位”，让他等。直至半个月后，医院才终于给了他一个过道上的床位。

　　他无奈地摇摇头，“据我这几天观察，有病人比我后进来，却能住进病房，而且病情比我轻得多了。就是这些有关系的病人，挤掉了我们的床位。”

　　对于病人的不满，医生们也有无奈之处。在谈话中，林谷曾多次提到“时间成本”这个词，“有关系的病人节约了时间成本，普通病人就要为此浪费他们的时间成本，而我其实也为此牺牲掉了自己的时间成本。”

　　特殊病患看似占尽优势，但现实情况往往很讽刺。一名已工作8年的临床医生告诉记者：“那些自以为有特殊权利，享受了比一般病人更优厚医疗资源的人，并不一定得到了最好的治疗。”

　　他讲述了一件医院同事写在微博上的“趣事”。某领导夫人，患上一种慢性病住进了医院，病情并不危急，但因为领导地位颇高，院方为表重视，便组织专家会诊。会诊过程中，意见分歧成两派，一派坚持应该药物治疗，一派坚持应该手术治疗。而关键在于，坚持药物治疗的都是外科医生，坚持手术治疗的都是内科医生。

　　“听懂了么？”他耐人寻味地笑了笑，记者这才反应过来——无论是内科还是外科，都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于是拼命地推给对方。

　　在这件事上，林谷也持相同的看法：“所谓的会诊，往往是走走过场，出个报告，让领导满意也就行了。”而且对于上面“压”下来的任务，大家都不太愿意接，身份太贵重的病患，谁都怕担责任。实在推不掉接了，也只敢按照书本上的保守方法治疗。

　　但是，对大多数普通病患来说，正是这些特殊病患的存在，剥夺了他们平等就医的权利，甚至会因此对医生的治疗抱有怀疑。采访中，一个病患对记者抱怨道：“隔壁病房的一个病人，每天好多医生来看她，我听说还为她组织了会诊，来头肯定不小。像我们这种老百姓，哪有这么好的待遇。”

　　“病人们不理解很正常，我们医生也不可能去点破。”林谷说。不仅如此，那些有来头的病患大多喜欢条件较好的特需或高干病房，殊不知，“最优秀的临床医生，往往都在普通病房。因为普通病房医生临床经验最为丰富。”林谷扬了扬眉道。

　　“曾经有一位厅级以上的退休领导，是个老太太，通过急诊被送来普通病房的重症监护室，她丈夫(也是退休高干)嫌这边条件不好，非要转去高干病房。但因为她的病情太危急，仍在重症室待了几天，等病情稳定后才给转了过去。结果没过几天，她又病危，再次被转过来，抢救了两天才转危为安。这一回，她和老伴都死活不愿意再去高干病房了。”林谷说，类似这样啼笑皆非的事儿挺多的。

　　拼爹得来的研究生

　　2009年4月13号上午，何雨准时到武汉某高校参加研究生面试。候考的学生稀稀疏疏，只有十几号人，这让何雨觉得不太正常。英语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表情很夸张地用英语问了一句：“你父亲是××吗？”何雨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这算什么题目？最后，他在稀里糊涂地答了句“Yes”之后，被告知面试已经结束。

　　潦草的面试让何雨摸不着头脑，“难道这也是父亲的催化作用？”但他很快知道了并不是。体检排队的时候，他听到前面两名考生大声地谈论着当天的面试，从二人的对话中何雨了解了真相：今天的面试，是特别为没过线却有过硬关系的考生专设的。他们来，只是走个形式，反正最后都是要上的。

　　2008年6月，何雨从北方某高校毕业。远在武汉的何父数次勒令他回去考取当地某高校的研究生。何雨却一心想要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当一名技术类杂志的编辑。

　　“北漂”三个月后，何雨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见到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说吧，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考上研究生？”何父时任武汉市某重要职能部门的党委书记。

　　此时距离笔试时间已不足半年，要从头准备肯定来不及了，何况何雨的基础本来就不好。父亲让他先专心温习英语和政治，却对专业课只字未提。

　　后来，他在父亲的安排下陆续参加了几次饭局，席间有何雨所报考大学的教授，还有院长、系主任。让何雨有点惊讶的是，父亲并没有表露出任何希望给予他“特殊照顾”的意思，只是不动声色地把他介绍给各位教授，说是让他先感受一下学术氛围。

　　何雨并不清楚父亲是否还在背后做了其他动作，但这顿饭的作用很快奏效了。笔试前半个月，何雨拿到了专业课的完整题目。一直以来都知道父亲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何雨，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权力的行使可以这样轻而易举。

　　他用几天的时间背下了所有题目的答案，胸有成竹地参加了考试。放榜后，何雨的专业课分数极高；然而英语和政治是全国统一出题，他只能凭实力考，最后，他的英语分数没能过国家线，挂了。

　　何雨把笔试结果告知家人后，父亲依然很冷静，只是说：“等等电话吧。”何雨不懂父亲的用意，不过电话很快打来了，通知何雨4月13日去学校面试。

　　“我当时还有点纳闷，因为我记得校方网站上公布的面试时间是12号，我还特地问了一句，不是12号吗？对方说，是13号。”当时的何雨一头雾水，接下来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令何雨解开了谜团。

　　面试回来，何雨质问父亲为什么不事先告诉他。父亲说，他早就得知校方会留出一部分机动名额来供特殊考生使用，不告诉他是不想让他觉得，这个研究生的身份来得太过容易。最后还警告他：“你不要以为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今天和你一起面试的这批考生，是校方反复研究之后的名单。”

　　何雨明白父亲的言下之意，很多考生背后的势力，可能比父亲还要强大得多。校方给了父亲这个面子，也是再三博弈的结果。

　　“我曾经想找我爸帮我一个哥们儿，他考研笔试成绩还挺好，就是面试怕被刷下来。但是我爸说，非亲非故就不好帮了，何况校方知道他不是我什么人，也未必会买账。”何雨说，这个哥们儿最后真的被刷了。

　　4月底，何雨在学校网站的录取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一切尘埃落定。“在校园里，常会遇到跟我同天面试的那些同学，大家都认识对方，但却很少打招呼，只是心照不宣罢了。”何雨露出一丝文青式的伤感，“我想，我是彻底向这个充满特权的社会屈服了。”

　　研究生毕业后，何雨在父亲的安排下进了武汉某大型国企。“有研究生学历，进来得很轻松。”他似乎渐渐接受了父亲对他流水线似的帮助。

　　如今，他在父亲的建议下，准备继续攻读个在职的博士学位，“选一个和现在的岗位关系密切的专业，对以后肯定会有好处”。

　　而何雨多次提及的哥们儿，据说在考研落榜后去当了村官。“他好像不是很得志，现在与我联系也少了。我知道，他想回城里来，但是没有关系的话，很难。”(文中林谷、何雨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