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箱“水果”

　　两箱“水果”是2013年2月16日19点被放到襄汾县政法委副书记李应勇家门口的，摞在一起，一上一下，像是春节走亲友的礼品。

　　炸弹在李家门口潜伏了四十多个小时。过去的几天里，李家没人在家，直到2月18日15点，一家人从太原归来。

　　李家所在的地税局家属楼位于襄汾县城振兴路一个僻静的院子里，从院门口到街面得走过一段二百来米的巷子，院里有两栋四层的红砖房，李应勇就住在南楼三单元一层西侧。

　　李应勇一家去太原，主要是陪女儿李燕（音）参加外语考试。正在念大学的李燕准备申请出国留学。邻居介绍说，李燕很安静斯文，平时在外念书，很少在家属院看到她。三人看到家门口的水果纸箱，以为是过年亲友赠送的礼物。

　　“水果”没有在开门的时候爆炸，因为20岁的女学生把两箱水果一块抱了起来。

　　据南方周末记者从襄汾警方获得的信息，炸药装在上面的水果箱里，而下面的纸箱则装满了石子，引发装置连接两个箱子。只要两个箱子分开，下面的箱子便会因为重力拉扯雷管，引爆炸药。

　　李燕把两箱“水果”抱进了屋里，放在了客厅靠近厨房的地方。

　　旅途劳顿，进门后李应勇坐在沙发上，佝着腰身擦拭皮鞋上的灰尘，他的妻子则进了洗手间。女儿开始收拾纸箱。炸弹爆炸。

　　“爆炸当时，只感觉到地皮一颤，我家房门上的玻璃裂开一条口子，但没有碎。”住在家属院门口的白洁（化名）回忆说，当天她并没有察觉到李家三口是何时进入院子的。她冲进院里看到，李家和邻近几户的窗户都被气浪推开，院里水泥地上到处都是玻璃渣子，爆炸引起的大火还在燃烧，原本的红砖外墙已经被熏黑。

　　李燕当场死亡，李应勇和妻子逃过一劫。大半个县城都听到爆炸声，“政法委副书记家中爆炸”一时震动这个小县城。在排除煤气爆炸后，“情杀复仇”的推测不胫而走，李应勇曾两度离婚，众人开始时怀疑爆炸与此有关。

　　爆炸案在春节发生，公安部及山西省市主要领导都亲自过问，山西省公安厅长刘杰也多次指示。主管刑侦的公安部五局还派出专家组到临汾指导破案。

　　经过近二十天的侦破，公安机关确认案发前出现在现场附近的一辆号牌为晋A60153的蓝色富康轿车有重大嫌疑。顺藤摸瓜，排查出襄汾县襄陵镇黄崖村人杨万忠有重大作案嫌疑。

　　据黄崖村民介绍，公安是凌晨进村的，干警们带着警犬包围了杨万忠居住的废弃石膏粉厂。杨万忠正在核桃树林里浇水，并没有抵抗。随后，警察们从其住处搜缴雷管411枚、猎枪子弹26发。“怎么会是他呢？”没有人理解为什么会是杨万忠，他和死者李燕素不相识，也没有任何恩怨。

　　前兵工厂主任的官司

　　“父亲69岁了，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是他做的。”杨万忠的大儿子杨晓兵说。父亲是退休国家干部。杨晓兵出生于1968年。2012年秋患胃癌后，他做了胃部全切除手术，和父亲一起生活，一直在家养病。案发前，杨家并未发现一丝征兆。案发之后杨万忠回到家里也很平静，被抓前他还带着邻居去县城买了核桃树苗，和邻居一起商量浇地春耕的事儿。

　　杨万忠很快便坦承一切，向办案人员交代自己制造爆炸案的经过。他并不认识李燕，本意也并非伤害她。3月18日，杨万忠在会见聘请的律师时，称“自己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

　　根据杨万忠保留下来的日记、法律文件和上访材料显示，他的“冤仇”始于一桩1997年的经济纠纷案件。原因是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裁定。

　　“如果没有16年前的那个经济纠纷，父亲就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杨晓兵一直觉得是自己连累了父亲。十多年前，杨万忠还是一个受乡里尊敬的退休干部。

　　杨万忠是1944年生人，他出生的襄汾县襄陵镇黄崖村位于汾河冲积平原的边缘，背靠着太行山脉。这里离“苏三起解”的洪洞县不过几十公里的路程。1961年，杨万忠参军，跃出农门。在宁夏部队服役5年后，1965年转业回到地方，成为长治市兵工厂的工人。

　　“他工作比较认真，后来就被安排在了车间主任的职务上。”杨万忠68岁的妻子侯秋梅回忆，杨万忠到兵工厂的第二年，他们结婚了。杨万忠正是在兵工厂接触到了制造武器的技术，身为车间主任他必须熟悉各个环节的工艺。侯秋梅说杨万忠话很少，一直到现在她都不知道丈夫在兵工厂具体是做什么的。

　　1974年，杨万忠回到襄汾县当时的城关公社担任武装部长一职，这时候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村民梁敏敏介绍说，那时候经常看到杨万忠挎着枪袋回村，在路上跟人和气地打招呼。1981年，杨万忠被调回襄陵镇，之后负责过一段时间的“严打行动”。1984年，他开始担任襄陵镇副镇长，主管工业。

　　“我父亲是那种很古板的性格，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没有交际，很吃不开。”杨晓兵说，他从来没见过父亲收礼或者去给别人送礼，为此家人很不理解。杨晓兵当兵复员，父亲并没有给他安排。杨万忠有个表兄弟在邻县财政局任局长，杨晓兵想去“找门路”，最终因为杨万忠开不了口作罢。

　　1997年前后，杨万忠从副镇长的位置退休，回到黄崖村。没有工作的杨晓兵开始做些发运焦煤到外地的生意。这一年成为杨家的转折年份。

　　从1997年5月开始，杨晓兵的生意持续了7个月，焦煤被运往江苏常熟一带。而发运业务，杨晓兵则委托给了襄汾县乡镇企业供销公司襄汾焦炭发运站。生意往来间，杨晓兵欠下了发运站45564元运费。1998年1月，父亲杨万忠也开始从事焦炭发运生意，没想到他买下的两万多元的焦煤正准备装运时，却被襄汾县法院扣下了。

　　原来，襄汾焦煤发运站站长师贵生以个人的名义，在1998年1月19日向襄汾县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理由是杨晓兵欠他钱。次日，师贵生又向当地法院以企业的名义起诉了杨万忠父子。之后法院开庭，一审杨家父子败诉。

　　杨万忠觉得这种“子债父偿”是不合法的。他与儿子杨晓兵是两个独立的民事行为人。另外，杨万忠认为该案从欠款数到司法程序上都存在问题。他决定上诉。临汾市中院随后以“事实不清”为由，裁定将案件发回襄汾县法院重申。但此后，官司一路从县里打到了山西省高院，最终获得的裁定仍是维持原判。

　　翻来覆去的官司，使得杨家家境败落。为了支付诉讼费用，杨万忠卖掉了村里的两处房产，包括一处瓦房和一处窑洞。而且，长年累月的诉讼还给他带来新的负担，存在襄汾县火车站仓库的焦煤需要雇人看守，两年下来工人的工资就花费了3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