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谁耕田
改革开放35年之后，中国农民再次站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35年前，农民为求活路，冒着坐穿牢底的风险私自分地；35年后，为了早日步入小康，追求更有品质的生活，有的农民选择集中土地。这一抉择，并未脱离“规模出效益”的常规。
但是，和35年前的“大包干”一样，农民的抉择依旧充满风险。
风险在于，集体土地名义上为集体所有，实则权属不清。在农地确权未能突破过时的相关土地法规桎梏之时，侵权行为就难避免。而农民自组织的缺位，则使农户在面对社会资本之时，缺少组织保障。有“农村改革之父”之称的杜润生曾言：最希望看到农地确权和农会成立。可谓正中要害。
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均已看到这一风险，上海松江的家庭农场实验表明，在土地权属不清、农会缺位的背景下，政府通过己身强力介入为农户遮风挡雨。
问题是，以行政手段替代法律手段，成本高昂，刚不可久。同时，很多侵权行为，实际上亦借力地方政府。事关征地拆迁补偿的大量案例即是明证。
于是，在“土地流转”“家庭农场”“资本下乡”的背景下，如果相关配套措施不足，农民将面临新一轮失地风险，拉美化不可不防。数十年前，包括巴西在内的诸多拉美国家，失地农民土地补偿不足，无就业进城，导致城市贫民窟集聚、犯罪丛生、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社会稳定受到严峻挑战。
此时，停下脚步亦不可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业已深度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资金、劳力等要素的流动亦远非人为所能阻挡。
面对己身庞大的工业过剩产能、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不振，加快推进以城镇化为突破口的扩大内需变革，已刻不容缓。
为今之计，唯有强力推动土地改革，还权赋能，通过明晰权属、完善组织保障中国农民的核心权益。在务农人口日渐减少的同时，推动土地流转集中，加快培育职业农民，方能化解农村凋敝、城市失调的负重难局。
值此中央政府换届之际，向东还是向西，一道选择题已经浮出水面。
松江实验：家庭农场挽救农业？
城市化和工业化给农村造成了巨大的资本和劳动力空洞，在农村经济凋敝的时代背景下，上海市松江区自2007年始，在黄浦江南岸的3个镇进行了一场挽救农业的试验，目标是让农民“通过种田过上体面生活”。以政府强势主导为特色的松江家庭农场模式可能并不普适于全国三农问题，但他们创造性的探索值得期待
本刊记者/徐智慧(发自上海)
一场春雨降临长三角平原，麦子已长到一巴掌高，从张小弟家窗户望出去，满目青翠。张小弟在农机库房里边抽烟边干活的时候，妻子王引芳坐在堂屋地上，全神贯注织十字绣。农闲时候，风调雨顺，除了保养一下拖拉机和收割机，张小弟没别的正经事做，198亩农田可以悉数交给老天。
职业农民
张小弟夫妻是这片总面积198亩的家庭农场的承包人，也是唯一的劳动力。在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像他们一样的家庭有162户，承包土地的面积从80亩到200多亩不等。家庭农场，顾名思义，即是以家庭为单位经营的农场。
松江区农委通过书面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家庭农场是古今中外最普遍、最有效、最有生命力的农业经济形式。以家庭作为农业的基本经营单位，使劳动者具有很大的积极性和灵活性，适应自然和活生生的农作物。”
张小弟今年49岁，他摸索出的一些种田窍门已经在田间流传。比如：6月10日前播种的水稻一定会高产，亩产1200斤以上。超过6月10日播种，就要差100斤～150斤。水稻在开花繁育期，不能喷除草剂，否则会伤苗。黄桥村管农业的副主任陈继明说他是“用脑子种田”的人。像所有的老庄稼汉一样，张小弟除了会种田，身兼多种技能。他16岁学做泥水木匠，21岁在部队里学会开汽车，退伍后跑了几年运输，又回到大队里的“农机服务队”开拖拉机。无论在外面跑多远，他最终总会回到黄浦江边这片膏腴之地。他深信这是他的命运。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度出现了“职业农民”的字样，进入2013年，“家庭农场”又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词。
追溯起来，张小弟可能是最早的家庭农场主之一。1997年，他所在的范家村全部农田都种了涵养林，于是张小弟在邻村承包了160亩农田，开始规模化种植。
时值1990年代末，毗邻上海大都会的农村，首当其冲受到工业化、城市化冲击，大部分青壮年农民都离开土地，到工厂打工。登记在他们名下的土地，或者弃耕，或者流转，到1999年，松江区大量农田无人耕种，为村集体所掌握。本地人愿意种田的越来越少，越来越老，随着老农民因高龄失去劳动能力，更多的土地无人耕种，土地承包租金便宜得“几乎白给”。
黄浦江畔土地肥沃，租金低廉，吸引了大批张小弟这样的种田人。2012年末，松江家庭农场总数达到1206户，经营面积13.66万亩，占全区粮田面积的80%。同时，粮食生产率获得了提高，水稻亩产比“十五”期末提高了38公斤。家庭农场已承担了松江区大部分粮食生产职能。一个家庭农场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344人，一个家庭农场生产的猪肉，可满足3191人的吃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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