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五十三年寻父苦旅

　　本报记者 邓全伦 发自重庆

　　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是小年。蒋家六姐弟聚在了一起。他们抱着父亲的灵牌走到村口，在一个三岔路口烧了很多冥币。

　　这是他们坚持了几十年的祭奠父亲的仪式。“他没有尸骨，没有坟地，我们只能这样做。”蒋宜权说。53年来，他和五个同胞兄弟姐妹，一直在苦苦寻觅父亲蒋泽禄的下落。

　　重庆市丰都县十直镇高家坝村农民蒋泽禄，1959年因“闹粮”被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判刑7年，1979年改判无罪。吊诡的是，自被逮捕后音讯俱无，生死两茫茫。2012年8月20日，91岁的他被丰都县人民法院宣告死亡。

　　蒋家姐弟们的夙愿是，找到父亲的尸骨，与九泉之下的母亲合葬。但至今，这成为了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闹粮”之罪

　　蒋宜权深深地记得那个让他恐惧、战栗的夜晚。那是1959年11月初的一天晚上。父亲蒋泽禄被通知去生产大队的队部开会，蒋宜权和二哥蒋宜友、四弟蒋宜生跟随而去。

　　谁知会开到一半，蒋氏三兄弟突然看到一群人将父亲反手捆绑，吊在了屋子的房梁上，背上还压着一盘重达几十公斤的石磨。

　　“抓我父亲的理由是说他‘闹粮’，盗分集体粮食。”蒋宜权说，当时他吊在空中的父亲直喊“冤枉”，“这反而激起了在场大队干部们的不满，一边责骂父亲交代问题不老实，一边轮番用拳头捶打着父亲。”

　　三兄弟躲在会场的角落里，看着喧嚣中被批斗的父亲，只能紧抱在一起，低声啜泣。批斗结束后，蒋泽禄当晚就被押送到了丰都县十直公社，再转送到了上级主管—树人区公所。

　　“三天后，我和大姐蒋宜珍跑去区公所，准备和父亲见上一面，但没有找到人。半个月后，我们两姐弟找到县公安局，要求探望父亲，最后仍然失望而归。”蒋宜权说。

　　蒋泽禄解放前担任过甲长、警备丁（时称乡丁，相当于现在的乡治安员），解放后一边搞生产，一边做点补锅的小生意，和妻子先后生养了6个孩子。

　　被抓走那年，蒋泽禄38岁，正是身强力壮的年龄，在孩子们印象中他尽管整天拼命下地劳作，但在狂飙的“大跃进”风浪中，仍陷入了全家挨饿的危急现实。

　　这一年恰逢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的开始。所谓“大饥荒”，是指1959年1月至1963年秋收，因粮食极度匮缺造成全民饥饿，和大规模暴发疾病与人口死亡的事件。

　　“为啥饥荒？大炼钢铁，好劳力都去炼钢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在家，农田没人搞，红薯都烂在地里。”蒋宜权说，虽然粮食减产，但当时各县市却热衷于“放高产卫星”。在虚报的产量数字下，公粮的“过头”收购，使农民失去了赖以果腹的口粮。

　　在蒋氏姐弟的记忆里，父亲蒋泽禄秉性率直执拗，敢怒敢言。事实上，他早在1955年就因强烈质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而被司法机关以造谣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罪名判处管制一年。

　　而在1959年上半年，他就开始不断抱怨集体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多次与炊事员发生争吵，亦引发了生产队干部的不满和怨恨。

　　“当时父亲看着家里我们这些孩子饿得哇哇大哭，而心里着急。”蒋宜权说，父亲每次手捧半碗照得见人的稀粥，都会和食堂打饭的人大声争执：“我那么多娃儿，这点清汤寡水怎么活？”

　　1959年12月，蒋泽禄被抓一个月后，被丰都县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盗分集体粮食，因“闹粮”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蒋泽禄从此再也没能平安归来，和家人团聚。他从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其四子蒋宜生和五子蒋宜林早已记不得父亲的相貌。

　　受累的家人

　　蒋泽禄被带走时，他的六个孩子，最大的18岁，最小的才两岁。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妻子范素珍和大女儿蒋宜珍的肩上。

　　范素珍每天使劲挣工分，否则就要被往脖子上“挂粪桶”，得不到“大锅饭”的份儿，全家老小就只有挨饿。全国大饥荒中，食不果腹，饥民遍野。为了给家里节省口粮，大女儿蒋宜珍无奈只得早早嫁给了邻村人。

　　蒋宜珍每天凌晨4点起床，提个篼篼，到河沟和山上挖野菜，步行送到三公里开外的娘家，再折返婆家干活，每天跑两趟，这样的劳苦生活一直持续了十年，直到将几个兄弟在苦难中拉扯大。

　　蒋泽禄的身陷囹圄，不止在生活上给家人带来了无尽的苦难，更严重的是，家庭成分一下子由“中农”变成了“反革命”。这个政治标签竟然如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制其子女数十年之久，备受歧视、欺压和不公平待遇。

　　蒋宜珍的丈夫陈天祥参加过西藏平叛战役和对印度自卫反击战。退役后被安排在丰都县龙头乡任武装部长，但由于岳父“反革命”身份问题，后被撤职回家务农。

　　次子蒋宜友，父亲被抓走后被村里强制安排到处做苦力，曾在修建水库时差点被累死。由于父亲的问题，一直找不到对象，直到42岁时才成家。

　　三子蒋宜权，父亲走后，家里经济困难，是在老师杨荣开的经济资助下才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丰都中学。“全年级150个学生只考上两个，我是其中之一。”蒋宜权说，但在初一下学期，学校在调查学生家庭背景时发现他父亲蒋泽禄系“反革命”。他终被勒令退学，连资助他的老师亦受到牵连。

　　四子蒋宜生，父亲被抓时仅10岁，因是“反革命”的儿子，本村学校不接受他入学，最后只得去大姐所嫁的邻村上学，总共读了一年半书。后来参军时体检合格，但终因父亲问题被拒绝入伍，只好干石匠活帮衬家里。

　　五子蒋宜林，也由于父亲的问题造成小学毕业后不能升学，还曾因旁人给的一片豆荚被误以为他所偷而被生产队队长打得半死，造成耳聋齿落，至今听力困难。

　　六子蒋宜宽上小学时学习成绩优异，在学校名列前茅，同学中好多成绩比其差的目前都已身居要职，而他由于父亲的问题无法升学，只能在家务农。

　　蒋宜权回忆起往事，至今还愤愤不平：“因为是‘反革命’家庭，生产队一旦有苦活累活脏活，一定是派我们兄弟去干。这种受歧视的苦难状态，一直持续到包产到户才结束。”

　　而一提到母亲范素珍，蒋宜宽就情绪失控，哽咽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父亲被带走时我才两岁，每天跟着母亲上山挖野菜，经常看到她抹泪。她经常受到别人的冷嘲热讽，出门不敢抬头，整天以泪洗面。”

　　“父亲音信全无几年后，亲戚们看到母亲还年轻，一个人拉扯这么多孩子太苦，就劝她改嫁，她听不进去，总说父亲有一天会回来，就算等一辈子她也要等。”

　　但这一等，竟是遥遥无期。1984年12月，范素珍因心力交瘁郁郁而终。“我忘不了她那双眼睛，死后一直睁着。临终时，她抓住二哥蒋宜权的手，叮嘱他无论如何要找到父亲的尸骨，哪怕两块也行，好和她合葬在一起。”范宜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