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河南频道1月24日电 武汉警方日前在专项行动中摧毁一批非法出售个人信息窝点，抓获３４名非法“私家侦探”从业人员。一条地下个人信息交易链浮出水面。
“私家侦探”——这些以不同名目出现的现代“福尔摩斯”，本质上多为沟通买卖双方的信息掮客。由于缺少行业自律和监管，个人信息成为缺乏有效保护、被肆意贩卖的“唐僧肉”。
个人信息成“唐僧肉” 最高售价为４０００元
据武汉市公安局办案民警介绍，“星辉侦探社”负责人徐某涉嫌兜售大量个人信息，是武汉警方本次行动最大目标。
经公安机关初步调查，徐某２００９年在武汉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经营范围为商务信息咨询、法律咨询、心理咨询等。后来，随着逐步扩大信息来源，他改行从事非法收集、买卖公民个人信息。去年４月，徐某曾因涉嫌非法获取个人信息被逮捕，后因证据较少被取保候审。
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徐某重返社会做起老本行，打出“私家侦探”名号，以婚姻调查、清债、商务调查、查人找址、员工诚信等为由，非法获取并出售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包罗万象，包括电话号码、居住地址、银行资产、教育、就医信息、缴税信息等。
记者了解到，武汉警方这次摧毁的近１０家非法调查公司多依附于徐某。为了扩大业务，徐某将信息转卖给这些公司，被用于非法调查婚外恋、催款、以及商业竞争对手情况。每条信息视齐全程度售价不等，一条通话记录和个人行踪等信息购入价格约３００元，售出价格约１０００元。最高一条售价４０００元，总共交易额２２万元。
武汉警方介绍，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轻则导致垃圾短信和电话缠身，重则引发诈骗、敲诈、勒索、暴力讨债等刑事案件。
“不法分子会根据个人信息实施有针对性的犯罪。比如银行信息泄漏后，犯罪团伙打电话冒充银行工作人员，报出受害人身份证等信息骗取信任，以实施诈骗。”一位参与办案的杨警官说。
缺少行业自律和监管导致信息泄露
记者发现，一些“私家侦探”公司私自扩大营业范围，通过“内部关系”和“线人”非正常渠道获取他人信息牟利。由于缺少行业自律和监管，掌握重要个人信息的一些单位，成为个人信息泄漏源头，并由此滋生出巨大的非法利益链条。
在武汉汉口中山大道新佳丽广场写字楼内的一家“私家侦探社”，记者提出想了解某人的手机短信内容。一位姓张的负责人爽快答应，说只要能提供对方手机号码，３天可完成任务，收费为３８００元。“价格由调查难度决定。”
这位负责人介绍，他在全国各大通讯公司和民政、邮政、工商、银行等单位有内部线人。“只要给这些内部人士一定的好处，获取信息不是难事。”他没有询问记者身份，也没要求出示任何个人资料证件。
记者了解到，个人信息贩卖形成了“信息源——资源大户——分销商”的利益链条。据落网的徐某交代，他主要在网上购买信息，信息源头来自深圳、河南等地的重要政府机关内部人士，和一些为机关工作的社会人员。
徐某还交代，向“私家侦探”购买非法个人信息的买家既有个人，也有同行买家。针对个人买家，“侦探”收集客户需求，先向“源头”购买信息，再根据掌握的信息采取进一步行动，或跟踪，或监视；针对同行买家，“侦探”将掌握的信息打包，在ＱＱ群等渠道有针对性发布，利用银行账号收款，异地完成交易，从中赚取差价。
非法“私家侦探”难定刑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家林说，“私家侦探”往往以调查公司、信息咨询公司为掩护，为利益铤而走险，多采用非法手段获取并出售个人信息。
记者了解到，打击“私家侦探”违法犯罪行为已有明确法律依据。２００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修改后的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中，新明确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个罪名。
但武汉市公安局办案民警反映，在具体操作中，对“私家侦探”的非法信息源头取证较难。一些信息经过多次修改和转手，很难再寻到出处。对于私家侦探非法获取个人信息但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无法按照刑法入刑。
陈家林教授认为，保护个人信息是一项综合工程。“入刑虽是一剂猛药，但不能从根本解决社会问题，还需要建设相配套制度。”
他说，我国并没有完整系统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范围、排他规定、罚则等都未予明确，因此公安机关在相关违法处置中会面临“法理不足”的尴尬境地。
他建议，当前社会对私家侦探有一定需求，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约束“私家侦探”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对于非法获取和出售他人信息的私家侦探，应明确民事赔偿方法，加大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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