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开始，每年1月初至3月底，浙江省各地市进入工资集体协商“百日要约行动”，政府要求劳资双方相互发出工资集体协商要约，然后进行谈判。图为宁波的工人与企业正在启动谈判。 （CFP/图）

　　浙江政府正在全力推着工人跟企业进行集体工资谈判。当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谈判出统一工价，频繁跳槽的工人们渐渐安定，从而获得安全感与稳定增长的收入。

　　但这一制度能否适应劳动力日益供不应求的市场变化，它在新的现实下究竟保护了工人还是老板，还充满争议。

　　2013年1月14日下午，浙江省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办公室里，几个人正忙得不亦乐乎，法工部部长吴海瑜只能一边打电话、递送材料和布置开会，一边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眼下是法工部正忙的时候。2012年开始，每年1月初至3月底，浙江省各地市进入工资集体协商“百日要约行动”，要求劳资双方相互发出工资集体协商要约，相关材料要报送各级工会法工部。

　　工资集体协商在发达国家被称为工资集体谈判，是指职工代表与雇主方代表就工资分配制度、工资分配形式、工资支付办法、工资标准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统一的工资协议。

　　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例，是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决心在全国力推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民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浙江省，因为政府介入并主导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使其获得了超高的普及率。不过，这一模式利弊如何，也存在明显争议。

　　自上而下的集体协商

　　中国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不得不依靠政府力量。

　　作为一种工资形成机制，工资集体谈判始于一些发达国家。一般由工人自发组织发起，劳资双方展开谈判和博弈，政府只是在劳资双方集体谈判破裂时，发挥调解、仲裁等第三方作用。

　　但由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我国工会组织本身具有很强的官方色彩。而在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政府部门一般也全程深度介入，呈现出明显的政府主导的特征。

　　2010年，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各级工会组织提出了普遍建立工会组织、普遍推行工资集体协商的“两个普遍”工作要求。浙江省则提出，已建立工会的企业，2012年年底前要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

　　在此背景下，浙江省一些地方政府将工资集体协商纳入行政考核，对其企业覆盖面提出明确目标。“除了浙江人素有契约精神的传统之外，政府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浙江的工资集体协商分为企业内部协商、区域性协商和行业性协商三类，其侧重点各不相同。企业内的工资集体协商主要谈工资增长，区域性协商主要谈最低工资标准，行业性协商则主要谈工价。

　　浙江省的做法是，先出台一系列强制性法规，再依靠各级工会层层突破，各政府部门则全力参与工资集体协商工作。

　　政策法规方面，上述浙江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通知要求，规模以上企业可以单独开展要约；企业工会组织提出要约有困难的，上一级工会可依法代替企业工会提出，企业方要积极应约；县级以下行业集聚或者小企业相对集中的区域，可以开展区域性、行业性要约。“若企业主收到要约书20日之内不给予书面回复、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或拒不履行工资协议的，上级工会要向用人单位发出整改意见书；逾期拒不改正的，由市、县（市、区）总工会提请同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

　　当上述法规的推行受阻时，工会便发挥“扫雷”的作用。比如按政府要求，所有在华企业必须在3年内全部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但一些世界500强在浙企业认为，其人力资源薪酬制度是全球统一的，在浙江省单独建制必须要总部批准。另一些民营企业老板一开始拒绝建工会，工会建起来后又不理解为什么要签工资集体协商合同。吴海瑜把这些企业称为“硬骨头”，“它们以各种理由推脱，工会只好一次两次三次地去做工作，一遍遍交涉，说服他们遵守法律。”

　　在浙江，工资集体协商的主体是“三方四家”，即代表政府方的人力资源与社保局，代表职工方的各级工会，以及代表雇主方的企业家协会和工商联合会。早期在一些企业家协会和工商联合会未建立的地区，代表雇主方参与协商谈判的，则是政府部门中的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简称经信委）。

　　带有浓厚官方色彩的工资集体协商，是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设之一。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认为，理论上工资增长是企业本身的事情，政府能做的比较少，但问题在于工资增长机制是与工人自发组织相联系的，而我国企业的工会组织缺乏独立性，也没有形成谈判机制。

　　这使得我国的工资集体协商的建立，不得不依靠政府力量和半官方性质的外部工会组织。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协商可能会脱离其劳资双方利益博弈的初始涵义。

　　“国外的集体谈判是自发的，我们是自上而下、强势推行，协商的主体不是企业，而是政府。政府在跟企业谈判，行业协会由政府代表，行业工资标准是政府的意思。实际上是政府的意志以集体协商的形式表现出来，政府的着眼点是为了协调收入差距过大和劳资矛盾。”一位长期研究国内工资集体协商的学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