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21日，河南兰考县，袁厉害和收养的弃儿。资料图片
1月6日0时许，袁厉害住院了。火灾后的40个小时，袁厉害接受公安问询、媒体专访，疲惫不堪。入院时，袁厉害血压达到180mmHg。接下来的整个白天，她几乎在昏睡中度过，偶而醒来会嚎啕大哭。
一场火灾卷走了7条生命，这场始自爱心的收养，终以极端的方式结束。袁厉害称，就像拽她的心一样。同样被拽动的，还有道义衍生的优越感、法律缺位的无力感以及在二者夹缝中未能完全尽责的政府行为。
走在法律前头
1月5日早8时许，杜鹏的家人又一次陷入焦躁之中。客厅昏暗，电脑一夜未关，杜鹏从这里寻找母亲袁厉害。火灾之后，袁厉害随着警察走了，一夜未归，且没有音信。
杜鹏的姥姥小声哀叹，“天灾人祸，好人没好报”；姨姥拍打手掌哭号，“我的儿呀”；舅舅试图让老人们安静，“调查结果还没出来，你们急着操啥心”；杜鹏默不作声，偶尔咳得似要呕吐。
“就不该要这些孩子”，作为发泄，同样的抱怨曾出现在袁厉害不断收养弃婴之时。
1989年，袁厉害在兰考县人民医院门口摆摊，卖油条、烧饼、胡辣汤。兰考县儿童医院早前是县人民医院的妇产科，1988年入院的靳艳玲，现在是产二科主任，她记得袁厉害的食品摊。
靳艳玲回忆工作之初，医疗条件差，按时接受妇检的孕妇很少。孩子出生前，父母对其健康几乎一无所知。“死胎，有疾病的新生儿，都比现在要多。”有些死胎，由医院处理。
袁厉害帮忙处理死胎。一次，她发现一个孩子尚有生气，不舍他死，带回了家。这是袁厉害收养之始。
靳艳玲称，彼时，路边确偶有可见弃婴。“我就是想让孩子活个命”，袁厉害说，带回家的弃婴越来越多。
王丽兰是袁厉害的老朋友。她称，收养孩子伊始，袁厉害条件尚可。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她一个月有100多元收入，其时王丽兰每月工资才四五十元。
孩子越来越多。杜鹏回忆，1993年前后，收养的孩子有七八个。有的孩子是偶然捡到，有的孩子是被父母遗弃至袁家。这时，袁厉害亲生的三个孩子落生。《三联生活周刊》曾报道称，因孩子多，袁厉害把小儿子杜鸣送回丈夫的河北老家寄养，杜鸣一直对此不满。
中国的《收养法》最早于1991年12月29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于1992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兰考县民政局长杨佩民称，法律出台前，民政部门对弃婴及民间收养，并没有好的办法，工作也不好开展。袁厉害走到了政府的前头，承担了政府该做的工作。在袁厉害24年的收养生涯中，这几乎是个常态。
油条烧饼生意的收入渐渐不再令人艳羡，县民政部门的工作几乎空白，袁厉害独自支撑，生活日渐艰难。1995年，袁厉害的家庭分崩，丈夫杜灵彪与袁厉害分居，不断收养弃婴是原因之一。这对夫妇关系若即若离，一些早期收养、现已成人的孩子在杜的老家打工。但婆婆过世，袁厉害未前往奔丧。
1月4日，杜鹏、杜鸣奔丧未归时，得知袁厉害家着火。这场火造成7死1伤，终结了袁厉害24年的收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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