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记者在河北、陕西、河南等地基层调研时发现，一些假记者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严重干扰了部分地区乡镇工作的正常开展。有的乡镇领导甚至因此抱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难以放开手脚谋发展。此类现象亟待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这么多名片，只有一张真的”

　　“喂，是俊山吧？你好啊，听说你调到X镇当书记了，干得不错啊。看你一天到晚比县委书记还忙，把我们这些弟兄都给忘了，好久也不联系。”前不久的一天，记者正在河北省邯郸市X镇采访，镇党委书记李俊山（化名）忽然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

　　乍一听，像是多日不见的一个老朋友的问候。谁知一番热情洋溢的客套话之后，对方话锋陡然一转：“我们整了套河北籍在京领导的通讯录，好多人争着要，有些还是千万元身家的，我都没给……”

　　“需要‘支援’多少套？一套多少钱？”对方正自顾自地滔滔不绝，此前一直在打哈哈的李俊山一下子截断话头。

　　电话里的人“咯咯”干笑两声，似乎有些尴尬，但很快就恢复了状态：“费用方面，别人都是两三万元一套，咱们这关系，我给你出价1万元，你看啥时候过来一下。”

　　当听到李俊山表示价格有点高时，对方随即做出调整：“都是自己人，啥也别说了，照顾一下你，一套收6000元。你抓紧过来找我，顺便一起坐坐，管饭不管酒。”

　　无奈之下，李俊山撒了个谎，推说镇里有人在外地出了车祸，自己正在现场处理，一时脱不开身。对方赶紧表示：“既然这样，你安排镇里来个人……”

　　10多分钟后，通话终于结束。李俊山看了看记者，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原来，打电话者表面是兜售资料，实则借机敛财。自我介绍时，对方自称系河北省某刊物“记者”，但从来电显示看，其持有的手机号属河北省邯郸市。

　　放下电话，李俊山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本厚厚的名片夹。他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都是打过交道的“媒体记者”名片，有20家之多。从名称上看，既有传统报纸，也有新兴网络，既有公开媒体，也有内部刊物；从地域上看，有河北省内的，也有北京的。

　　“别看这么多名片，只有这一张是真的。”李俊山用手指点了点第一张名片，“他是真采访、真写稿，剩下的人，说是搞报道，到现在都没见稿子在哪里。”

　　一张放羊照片，“吃”遍三个乡镇

　　李俊山介绍，在多年的乡镇工作经历中，见惯了形形色色的假记者，可谓饱受困扰：“熟识点的，来了后直接摊牌搞发行，关系不熟的，一般都打着批评报道的旗号，绕来绕去最后都离不开钱。”

　　以前在另一个乡镇当书记的时候，李俊山遭遇了这样一件事：因为征地问题，引发部分群众不满，自称某网站的“记者”前来采访，直接把录音笔拍到办公桌上，当面播放“采访”村民的录音，扬言如果不解决问题，就如何如何……

　　“通常几千块钱就能‘搞定’，从这些年的情况看，没有低于1000元的，也很少有高于1万元的。” 李俊山说。

　　只有一次例外：当时因为修路引发群众上访，某报社“记者”采访完后，直接把附有现场照片的稿子寄给了县长，声称“3日内没有回信，直接登报”。县长批示下来后，李俊山找到该“记者”沟通，最终花了2.5万元订阅该报社的刊物。

　　“花了钱以后，稿子是没登，但是刊物一直也没见到，他们说那刊物都是给省里领导看的，你说可笑不可笑？”

　　在陕西省安塞县，一位有过乡镇工作经历的干部告诉记者，实行退耕还林以来，陕西省制订了封山禁牧条例，但在有放羊传统的陕北，仍时有农民偷牧。

　　“一些‘记者’开车进山找羊、拍照后，拿着照片到乡镇谈价钱。由于陕北地形地貌比较相似，有时在安塞找不到素材的，就跑到邻近的靖边县找羊群拍照，再跑到安塞的乡镇要钱。更有甚者，一张照片从镰刀湾、化子坪、谭家营一路敲诈，走哪‘吃’哪。”

　　类似的“采访”，由于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些“记者”甚至闹出笑话。一次，李俊山接到电话，对方声称村民举报镇里非法占地，已掌握了很多情况。李俊山问来过现场没，该“记者”自信地表示，“去了啊，不就是在邢台市吗？”事实上，李俊山所在乡镇属于邯郸市。

　　多地乡镇干部反映，这种以采访为名行敲诈之实的活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基层乡镇的负担。每年仅此一项开支，少则数万元，多则10多万元。“每月都有两三拨，一拨一到两人。”

　　“真媒体要尊重，假记者也不得不包容”

　　根据多数乡镇干部的描述，假记者的定义复杂又简单。复杂在于，他们把假记者分成真的假记者和假的真记者两类，前者是通常意义上的无证人员，而后者虽然有证，却打着采访报道的旗号牟利，多数情况下并不写稿。

　　“要说简单，我们看假记者就一条标准，是不是真的为了报道。”李俊山说，“如果是，即使搞舆论监督，只要客观，我们也认可；如果不是，即使有证件，我们也不承认是真记者。”

　　谈到面对假记者时的心态，乡镇干部们普遍五味杂陈，一方面既不堪忍受乃至反感他们的骚扰，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敢得罪。

　　之所以如此，河南省兰考县某乡党委书记认为，一是乡镇工作的确存在问题，担心曝光；二是工作中打“擦边球”，怕经不起深究；三是本来问题不大，担心媒体炒作舆论压力大，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

　　还有乡镇干部反映，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网络记者”基层活动呈增多趋势，有人或者断章取义道听途说，或者抓住一点无限放大，往往“一条帖子就能捅个大窟窿”，由此给乡镇工作带来更多困扰。

　　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前任党委书记翟伟栋认为，在一些地方，乡镇党委书记明知是敲诈，但又不敢得罪假记者，一定程度上还跟“害怕给领导添麻烦”的心理有关，“有些地方领导对媒体报道过于敏感，一旦出现负面消息，往往是先处理人再说事，这样乡镇即使没事也担心假记者找事。”

　　“对于真正的媒体，要给予尊重，但是面对那些假记者也不得不包容。因为每个假记者都可能招来真记者，说不定啥时就给你登报了。”李俊山说。

　　上述陕西省安塞县干部表示，乡镇处于社会管理的第一线，加之目前是经济社会转型期，工作中难免有违规现象。此时，正常舆论监督能促进政府效能，推进社会健康发展，但如果报道采访权被一些假记者滥用，成为敛财手段，一切就变了味。（《半月谈》2012年第24期，记者 张兴军 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