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不移居”，即把自己的家庭和部分资产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转移到国外，自己仍在国内经商，已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给你一个机会，你会移民么？”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答案会是什么？
“温州民营企业家中，有意向办理投资移民、正在办理和已经办理移民的比例大概在70%左右。”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提供的数字有点触目惊心。
70%，这个数字跟《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的数据不谋而合。这份由中国银行私人银行部联合胡润研究院发布的白皮书提到，在对全国18个重点城市千万元级别以上富人发放980份有效问卷调查后，统计显示60%的富人有移民意向或已申请移民，其中中国东部和南部被调查富人有移民意向的超过70%。
另外一组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则能说明，近些年有意向移民的人数在增加：根据公安部网站公布的近年来通过审核的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即移民中介)名单，2006年，全国只有485家移民中介，这个数字在2009年变为589家，2011年则为730家，且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江苏、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
然而吊诡的是，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移民的商人绝大部分都选择了“移民不移居”，即把自己的家庭和部分资产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转移到国外，自己仍在国内经商。也因此，这部分商人有了一个统一的代号：“裸商”。
不遗余力地拿到别国的绿卡或国籍，同时又坚持留在国内做生意，“裸商”们缘何作出这种选择？
求安心
周德文每天都在跟企业家打交道，不少企业家会跟他商量怎么移民、移民到哪个国家。
他看到有的企业家为了更好地拓展国际业务而移民，因为获得国外绿卡后，出国更为便利，谈生意会更加方便；或者是获得外国国籍后，以外商的身份在国内可以享受各种投资和贸易优惠。有的企业家是为了让子女有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或者给家人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养老环境而选择移民。也有的企业家由于身上存在“原罪”，即在创业初期有偷税漏税的情况，或者利润的来源依赖于某届政府的某个官员，他们担心某一天原罪被曝光或者自己依附的某位官员出了问题，自己“苦心经营”的事业付之东流，从而选择移民，并把资产提前转移出去。
去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时，还有媒体报道有人甚至通过骗贷去投资移民，不过这毕竟是极少数案例。
但近几年关于民营企业家移民的原因，周德文却有一种强烈的感受：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因为不安心而进行投资移民的人数在增多。
“他们希望留在国内继续发展，但是又担心政策的不稳定性造成资产损失，比如山西煤改中，不少温商投资的小煤矿在新政策之下被迫关停或者被大煤企兼并，投资遭受损失。他们更担心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担心自己的财富安全甚至是人身安全，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受到威胁。有时候，一个不负责任的小官就能把一个企业整垮。”周德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因为这些原因，一些商人开始寻求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让自己更加安心。”
其中“裸商”彭林就是如此。
2010年，彭林最终决定移民加拿大。导火索是，他的一块价值过亿元的土地，被当地有势力的高利贷公司看上。高利贷公司通过伪造借款合同的方式，向法院起诉彭林，要求彭林偿还借款，法院判彭林败诉，并且迅速以低价将地块拍卖给一家与该高利贷公司有关联关系的企业。
上诉、找媒体曝光，一切都无济于事，换来的是彭林以及家人的人身安全遭到威胁。
失望、失眠、痛苦、焦虑之下，彭林选择移民到华人较多的新加坡，并尽可能地把闲钱转移到新加坡，免得这些钱因为一些不可预料的因素归零。
“这两年国内对于私权保护的法治环境的现状，是影响企业家移民的重要因素。我们经常说用法律保护个人的财产不受侵犯，但是作为律师，我们很多时候也无能为力。”北京投资移民律师网首席律师孙长刚在做业务的过程中，得出了如此结论。
然而，已过不惑之年的彭林及妻子，由于语言问题，完全在国外生活、工作依然比较困难。全家在国外的花销又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在中国毕竟还是积累了多年的市场和人脉资源。所以彭林现在的状态是，把全家移民到新加坡，并逐步把国内的闲置资产转移出去，在新加坡投资一些房产，分散在国内的投资风险，然后让国内的生意保持现状，在资金缺乏的时候适当压缩产业规模，同时再寻找新的赚钱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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