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 张曦
今年3月，41岁的徐明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时隔4个月后，7月26日另一位出自大连的重要人物薄谷开来被提起公诉，她涉嫌与另一被告张晓军共同投毒杀害英国人尼尔·伍德。
徐明究竟与官员和政治有怎样的联系，目前还没有清晰的事实。但如果重新回溯徐明的经历与他的生意，则有助于观察商人与官员之间的生态关系。就像徐明所说的，他需要承担政策的风险。那么，他为何要承担政策风险？又要承担哪些政策风险？政治资源与商业资本之间又呈现了一种怎样的“拉锯”关系？
1991年，20岁的徐明离开老家庄河前往大连创业。他当时心目中的偶像是比尔·盖茨。但徐明的轨迹却并没有走向“数字英雄”。他在大连开始卖对虾，利用政策的空当，出口熟虾规避了许可证的限制。在积累了第一笔资本后，又利用城市改造的机会，接下了市政工程，成为挖土的工头。随后，在中国建材行业变革的前夜，压上全部身家买入12条塑钢型材生产线，迅速成为“塑钢之王”。
徐明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曾如此评价自己的轨迹：“人要抓住每个阶段的机遇，我是1990年毕业，社会环境与前一年和后一年完全不一样，如果晚了一年，就赶不上小平南巡讲话，机遇稍纵即逝！”
1999年，年仅28岁的徐明就成为“福布斯富豪榜”上中国最年轻的富豪，此后便是福布斯榜上的常客。2006年，他以个人资产48亿元人民币位居“全球华人富豪500强”第109位。2010年，入选“胡润百富榜”，以100亿元财富位列第85位。
就在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的这一年，徐明收购了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并借助足球进入公共领域，社会影响力不断加强。在2004年的10月，他成为“足球革命”的带头大哥，公开挑战足协。
他的每一次成功都带有很强的冒险成分，幸运的是几乎每次都压对了方向。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他就在商业、政治、公共领域都积累了强大的影响力。
徐明刚到大连的时候，曾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情：学第二外语，练好书法，学会开车。最后他只学会了开车。徐明后来说：“我认为一个人追求完美的时候，势必会影响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于是，他明白得到就会有失去，没有风险也就没有成就，“这就是生活，总是要求你做必须该做的事”。徐明的生意，就是不断去找到这些必须该做的事。他后来说：“我对自己现在没有定位，人们愿怎么想我就怎么想我！……我不会顾虑到别人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世纪之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徐明开始谋划一次大转型。实德集团希望开发大连双岛湾石化项目，从而进入产业上游，成为一家大型石化企业。项目包括1000万吨的原油炼造装置、100万吨乙烯装置和30万吨的石油专用码头，预计投资达到50亿美元，约合416亿元人民币。“双岛湾石化”也是大连市政府所渴望的工程，为城市发展注入动力。于是，徐明与地方政府在双岛湾项目上结成了一个利益联盟。
如果徐明的项目完成，相当于再造一座2002年的大连石化，并且乙烯的生产能力超过辽宁全省的一倍。徐明也将借此成为令人瞩目的石油新贵。要知道在炼油、乙烯领域，中国还没有私营企业进入。谁能担保，他不是中国的阿布拉莫维奇呢？
徐明此时的愿望不再是一个搞建材玩足球的商人，他的野心是要在大连甚至北方，与中国石油分庭抗礼。
对于这种选择的风险，徐明当然明白。就像他此前曾对媒体说的：“这是一种艰难而且具有很强政策风险的转型。”而这种政策风险则意味着，即使他完成了一切条件的准备——解决了资金、原材料、运输以及环境问题——还必须使双岛湾石化项目成为国家产业布局的一颗棋子。一旦没有立项，此前的巨大投入也将付之东流。
在这个商业模式中，商业资本必须要取得政治资源的支持，在政治资源的安排下立足。与他早期卖对虾、挖土方、造门窗的生意完全不同。此时，徐明要干的已经是一个国家工程，他必须游走在政治与商业之间，此间的内情与难度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
然而幸运的天平并没有向徐明倾斜，随着宏观政策收紧，他的石化帝国被取消，只剩幻影。他最终没有承担住“政策风险”，然后，他就销声匿迹了。
徐明是大连庄河人，庞大的实德系的核心企业最初都在这里孵化，这里有他跌宕故事的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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