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超女，到“超级星光大道”，再到“中国好声音”，歌唱类的选秀节目关注度高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观众和网友在文化娱乐上的选择，也代表了当下的一种价值取向

　　7月13日，浙江卫视开播全新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第一集节目刚刚播完，“好声音”就在网络上掀起热议狂潮,仅仅三天，“中国好声音”已荣登微博热门话题榜三甲位置，成为大众焦点。从超女，到“超级星光大道”，再到“好声音”，歌唱类的选秀节目关注度高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观众和网友在文化娱乐上的选择，也代表了当下的一种价值取向。

　　“好声音”火爆荧屏的这一年，正值选秀节目在中国经历“七年之痒”，迈入第八个年头。纵观选秀节目走过的这七年，从单纯的模仿国外热门节目类型，一味的追求高收视率，到如今的好声音，不得不说，让我们听到了久违的“真音乐”。一个个来自草根民间的歌唱者，用真诚“直击了中国娱乐界得软肋”，吸引了大家的关注。如果说，是“好声音”触动了人们的听觉，他们的身份与故事则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但是，随着选手身份作假、节目组幕后操纵的负面新闻爆出，“好声音”也遭到了大众的质疑。刚刚播了三期，观众反应选手质量参差不齐，形态单一，已感到审美疲劳。这些，也都是《中国好声音》节目组需要反思的问题。就算挖掘到了一些有实力的歌手，但《中国好声音》也难逃选秀节目的“七年之痒”。

　　不管怎样，《中国好声音》的出现，总的来说是一件好事，起码我们所谓的流行音乐界，在不痛不痒、多年充斥着大量“中看不中听”的歌手之后，终于出现了值得一听的新声音、真音乐。只是，有所突破的同时，作为综艺节目，依然难逃收视率束缚下的刻意，这也带给了我们新的思考和启发。

　　“中国好声音”的秘密

　　一档综艺歌唱节目引发收视热潮。节目制作方并不否认，这是一档被精心设计的娱乐节目，它在传达正能量的背景下，既创造了收视奇迹，亦收获了巨大的广告效益

　　“我刘欢长成这样子……”歌手刘欢忽地一下脱掉帽子，从导师席上站了起来。他上身穿着再平常不过的纯黑T恤，泛红眼睛里隐约透着亮光，“我刘欢长成这样子，也在中国流行歌坛唱了快三十年！”

　　掌声、口哨声、叫好声，全场沸腾。谁也没有想到，被称为中国流行音乐教父、素来以稳成持重形象示人的刘欢，会以如此决绝的自嘲，来鼓励一位对容貌自卑的女学员。

　　这是《中国好声音》的录制现场。7月20日晚，这一画面通过浙江卫视向全国播出。以收视率2.773的绝对优势，第二期《中国好声音》位居同时段所有节目榜首。“这个夏天不看中国好声音，你就out了”，有网友说。不只如此，节目视频通过各大站点广为传播，节目名称占据微博实时热词排行榜第一名，不少导演、歌手及电视人等专业人士不吝赞美。与此同时，学员身份造假、节目组挖角等争议亦引起不少口水仗。

　　好声音主导的“大片”7月21日一早，上海光头男孩平安发现，他的微博粉丝从两三千人一夜增至八千多人。在前一晚播出的《中国好声音》中，他压轴演唱了《我爱你中国》，并被杨坤收入麾下。

　　节目反响之火爆超出他的意料。平安曾参加过包括E曲成名网络歌唱大赛、《快乐男声》《我型我秀》等多个电视台主办的选秀比赛和品牌商举办的商业比赛，成绩不俗，却始终没为他带来名气和合同。久经秀场，他站上《中国好声音》的舞台，还是被现场音响效果震撼了。他参加的其他演出或比赛，有的放伴奏带，有的为了保证收声效果而刻意压低现场，而《中国好声音》却请来了中国第一贝斯手之称的零点乐队王笑冬担任乐队总监，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音响总工程师金少刚为音响总监。

　　“用专业的乐队、专业的调音师、专业的评委，要树立新的音乐标准，为中国的音乐电视节目正本清源。”“好声音”制作方、灿星制作总裁田明雄心勃勃。为了追求最佳听觉效果，导师与身边音箱的距离，精确到以厘米为计。学员手持的话筒，标上不同数字以利于收音。现场效果之好，以至于包括总导演金磊在内的工作人员，都想去舞台上唱一嗓子。“好声音”所受质疑之一，便是演唱者并非节目中所陈述的那样均是籍籍无名之辈。比如，平安就是圈内人推荐来的。对于这点，节目组并不讳言。“和长相、职业、背景都没有关系，我们只看重声音。”总导演金磊反复强调。节目宗旨是寻找好声音，荷兰TheVoice版权方用了整整一页阐释这一理念。为达此目的，节目组有专人从网站论坛寻找人气高的音视频主角，还兵分多路前往各地音乐学院、文工团或是酒吧“淘音”。遇到“好声音”，先录下音频，传回总部编号，由音乐总监及导演组挑选，声音被选中后，才会进行后续工作。初选的淘汰率很高，1000个编号音频中，大概只有150个能通过最初的盲选。在版权方提供的厚达两厘米的手册中，还详细规定了灯光、舞美、现场设置、节目流程等内容，连节目标志里话筒的倾斜角度，都要求准确、一致。由于声音主导、“盲选”等特质，使得导师们在聆听演唱时的神态非常重要，录制现场内外共设置了26个机位来捕捉他们面部表情的微妙变化，一些摄像机被隐藏在了高悬的黑色幕布后面，以减轻他们的紧张感。这些机器录制的近1000分钟素材，剪辑成每集不到80分钟的节目。4把红色转椅特意从英国空运而来，节目录制时有版权方导演现场督阵。“我把它称为电视的‘大片’。效果好，投入大，是强势资源的整合和对撞。”在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看来，《中国好声音》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电视娱乐进入大片时代。

　　精心布置的真实

　　《我爱你中国》最初并不在平安提交的歌单里，和以前参加节目一样，他选的都是流行歌曲，包括几首英文歌。

　　导演找他聊天，得知他的父母都是知青，父亲是科研工作者，但没强求他子承父业，反而鼓励他坚持自己热爱的歌唱事业，节目组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放大的因素，于是，选歌的方向便转向了《塞北的雪》《北国之春》等知青一代的老歌。

　　“每个好声音背后，一定是有这个生命个体的情感和情怀。有些事很小，有些事很大，但是都可以归到一个很小的、就在你身边的因素，和人产生共鸣。”总导演金磊说。导师们注重声音的辨识度，而导演的工作，就是帮助演唱者塑造形象和个体辨识度，帮助提炼出“共鸣点”。

　　平安不知道的是，导演组会给每位学员按“共鸣点”来打分，满分5分，其中声音占3分，情感（共鸣点）占2分，仙游侠女董贞、盲女歌手张玉霞、农民邹宏宇、准妈妈刘悦、为女友唱歌的美甲店老板黄勇等歌手，也确实是在这种制作中完成了某种“包装”，从而具备了让人印象深刻的鲜明特征。

　　学员徐海星引起的广泛争议亦缘于此。节目组事先并未说明她的选秀经历，她说出父亲去世的消息引出了导师们的眼泪，这些都被网友推测为身份造假、刻意隐瞒。 事实上，整个过程都是“真实”的。录制前，导师拿到手的只有一张歌单，没有任何选手名字和个人情况，但是，每位选手登场前，导演组只会以小纸条的方式，给导师们列出一些问题供参考，如：你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家人来了吗？等等。

　　这些问题，在真人秀行话里叫做“钩子”，往往具有关键作用，问名字，得到的回答可能是“邓丽君”；问家乡，通常和某位导师是同乡；问家人的，则可能引出亲情的共鸣点。

　　徐海星演唱前，导演组便布下了这样的“钩子”，为了使导师们自然接受，钩子在徐海星前的三四个人时便递上去了，当然，前几个人的回答平淡无奇，只有导演组明白，一切安排，只是为了徐海星。

　　关键时刻来临了。徐海星演唱完，提到父亲非常喜欢刘欢，刘欢只说了一声“谢谢”便再没追问，导演组工作人员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个钩子不会白设了吧？！没想到，杨坤接过了话头，“那你父母来了吗？”

　　徐海星回答：“妈妈来了，我觉得爸爸可能也来了。”

　　三个大男人没什么反应，唯一的女性评委那英敏感地接了一句：“可能？”

　　接下来的一切，顺理成章。导师们不经意地交流，终于成就了导演组的良苦用心。当然，不是每次都能如此幸运，安置下10个钩子，成功率一般只有2个，一些被导演组认定的5分选手，有的紧张得该说的话没说，有的被某位导师无意岔开了话题，众多不可预测的偶然因素都决定着现场的走向。

　　但金磊认为，这正是这档节目模式的吸引力：一流演唱艺术家和普通人能够在这个平台对话，而双方又完全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就像古罗马的角斗场，人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这就是戏剧张力”。

　　他毫不讳言节目的娱乐性质。“不只选手是真人秀，导师也是真人秀，全是真人秀。”他说，只不过，他们选择用“最无情的、最真诚的、最让人感觉不到设计感的手段，有一只无形的手去推动现场”。

　　被网友广为传播的杨坤“三十二场演唱会”，也是后期被强化的——实际录制的频率并没有如此集中，为了达到娱乐效果，导演刻意将他说了这个词的选手片段都重新编辑到了第一期的前半部分。 刘欢脱帽的片段，在后期编辑时被特意安排到晚间十点前后——在收视率统计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刻度。

　　为了与特制的红色转椅相配，制作方要求导师们自备黑白色系服装，而且，由于播出顺序与录制顺序并不相同，中途还不能换装。那英那套缝了金线的上衣是她特意准备的，价值十多万，杨坤见到她时便惊呼：你这是穿了盔甲来啊。当天，杨坤也紧急在上海购置了另一件“战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