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日，香港，一位78岁的老人（左）在笼屋外乘凉。 （CFP/图）
末代港督曾经提出过一项类似于大陆养老保险的“老人金”计划，但香港78位学者联名登广告反对。
强积金模式中，钱在个人账户里，每个人的钱一清二楚。工作时存多少，退休时拿多少，每一代人都只管自己。
港府虽然选择了不同于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的模式，却保持了多元的开放选择，并且始终在推动强积金从“半自由”到“全自由”。
有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养老问题？
答案当然是没有。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不停地探索。香港，作为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直是积极的探索者。
最终，香港做出了一个不同于世界大多数地方的选择——在全港推行一个被称为“强积金”的制度。目前，全球实行这一制度的，除了香港，便只有新加坡和智利。
从2000年至今，这一制度实施已有十一年多，而争论从未间断，演变也尚在进行。
殖民政府的筹码
“如果当时选择了‘老人金’制度，香港就等于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
据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梁祖彬介绍，在实施强积金制度前，香港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口有退休保障。这些退休保障安排包括公务员和学校教师的法定退休金和公积金，以及雇主自愿为雇员设立的退休计划。
普通人只有两个福利政策可以享受，一是综援（类似内地的低保，每月为1000港元），二是“生果金” （上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实施的一项高龄补贴，也是每月1000港元左右）。这两者都需要一定的条件。
社保制度的缺失，让率先进入老龄社会的香港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自上世纪1960年代起，讨论始终未间断。
其中争论最激烈一次在1994年。彼时，香港正处于回归前夜。中、英双方正就1997年香港回归的种种事务进行着拉锯谈判。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雷鼎鸣回忆，当时的殖民地政府大势已去，手上可用的牌已经不多。为笼络民意，增加谈判筹码，1994年初，末代港督彭定康突然使出一招“狠棋”，决定在香港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计划”。
这个计划类似于大陆现在实行的养老金制度，在当时的香港被称为“老人退休金计划”（市民们简称“老人金”）。其核心理念是“现收现付”（即国际上流行的“as pay as go”）——市民们从1994年开始供款（供款由雇员、雇主和政府三者分摊），退休之后，每月即可领到一笔钱。而在当时就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则无需供款，每个月直接可领到3000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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