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超过30年了，经济增长确实大幅度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仅就衣食住行来说，可以肯定地说每一个人都在不小的程度上得益于此种高增长，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改革开放带来了老百姓的丰衣足食。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衣食住行的改善是不是带来了社会的更加和谐？是不是真正提高了生活质量？是不是带来了老百姓满意度的提高？是不是带来了每一个人幸福感的上升？如果分析这些方面，则会发现有很多新的问题，甚至不少是更为严峻的问题。
“丰衣足食”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都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
民以食为天，我们就先说说食品。近来，人们对于食品的“不安全感”已经演变为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先是三聚氰胺事件使得人们对于牛奶产生恐惧感，后来又是猪肉的“瘦肉精事件”让人们忐忑不安，各种耸人听闻的事件不断被曝光。如果连食品的安全都不能保障，何谈丰衣足食呢？所以，仅从上述问题看，我们还不能说人们饮食的水平上升了，而只能说人们更为担心食品的安全质量问题了。其实，问题何止食品，如果将社会观察的镜头采用全景式展现的方式，就会看到，在经济高速发展，所谓人们“丰衣足食”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都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一些农民、市民为征地拆迁的事件上访上告，农民工讨薪的事件频频发生，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利益纠纷、劳动纠纷等。根据网上的数据，近年来，每年发生的群体事件超过10万起之多。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两方面尖锐的对立和反差的现象，一方面有人说现在是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另一方面，也有人说现在是各种社会冲突最为尖锐的时期。为阐释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矛盾频发的对立，近来人们常常引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即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处于大约中等收入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4000美元至12000美元之间)的时候，往往是社会问题最为凸显的时期。其实，中等收入陷阱理论也仅仅是描述了表面现象，该理论并没有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数量上升了，但是，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却更为尖锐了？
经济高速发展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期望值，刺激了人们的增长欲望
过去虽然普遍的经济水平不高、生活水平不高，但是，当时人们的期望值、增长的欲望也不高，所以，低收入、拥挤的住房并没有激化社会矛盾。现在，高速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期望值普遍攀升。10年前、20年前，由于经济发展的水平还有限，拆迁补偿的标准也是很低，但人们也没有高期望，所以，在当时也没有激化社会矛盾。但是，今天地价的暴涨、房价的暴涨导致拆迁补偿的标准也大大提高。新拆迁户固然得益于提高的新标准，但是，老拆迁户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感”。而人们的期望是没有止境的，所以，高补偿造成了轮番上涨效应，于是有“不平衡感”的群体就越来越大。我们知道，经济的高速发展不可能是没有止境的，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都证明，高增长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而一旦高增长结束，人们攀升的期望值就会与实际发展水平之间产生巨大的落差，而这种落差往往会造成极其可怕的社会后果。
所以，历史事实一再告诫我们，高增长固然是好事情，但是，高增长是有巨大社会风险的。如果深入分析近来的每一起群体事件，都会发现高期望与实际经济水平、补偿水平的落差往往是激化社会矛盾的直接原因。所以，如果说有什么解决对策的话，那就是要平衡增长水平与人们期望值之间的关系，如果还达不到那样高的水平，一定不要刺激人们的期望和增长欲望，不要承诺那些实现不了的目标。
部分群体产生“相对剥夺感”
社会学原理很长时间以来使用“相对剥夺”的概念来解释人们的不满情绪和社会矛盾，即认为人们的满意感、不满意感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取决于他们与别人的生活水平的比较，所以，虽然生活水平都上升了，但是与巨富阶层相比多数人还是会有被“剥夺”的感觉。改革开放33年来，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改善，但是，不同群体之间的经济差距、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也明显扩大了。这种扩大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
马克思很早就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著述中阐述了该原理，他说，当人们都住在小房子里面的时候，需求似乎也得到了满足，后来，随着文明的进步虽然小房子的规模也有所扩大，但是近旁的宫殿的出现会造成小房子居住者的不满情绪。数据调查表明，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处在比较高位的水平，近来笔者对多种学术调查研究数据的测算都证明我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了不低于0.5的水平，这在国际上也属于比较高的不平等程度了。所以，怎样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政策真正扭转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成为当前防范社会风险的十分紧迫的社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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