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的自我

　　自从5月30日从看守所回到家里，邓明建每天都会被记者包围，甚至连上街买菜都要被摄像头追踪。心里虽然有些不情愿，但嘴上却说不出来，这个白白净净的小个子四川男人，嘴角总是保持着一丝苦涩的笑意。寡言，声音很小，说话时候甚至都不好意思抬眼看人。他好像从来没有拒绝过别人，母亲去世那天的细节已经讲述了无数遍，但只要有记者上门，还是会从床底下摸索出两盒牛奶招呼着。他表示拒绝的方式只是沉默不语。

　　我第一次见到邓明建，是在6月6日晚上。重获自由一周后，这是他第一天去上班，新工作是在一家机械厂里做螺丝。早晨8点上班，晚上20点下班，一盒子的螺丝80个，总共8毛钱的加工费，这一天他一共做了70多盒，挣了50多块钱。没有底薪，按照这个速度干下去，一个月的工资不过1500元。

　　现在的出租屋位于番禺石碁镇官涌村，一座两层简易楼房被分割成若干个单间，不足8平方米的空间里，集中了卧室、厨房和厕所，月租金100元。床上的毛巾被叠得方方正正，棱角分明，邓明建说这是在看守所养成的习惯。他还没来得及适应没有管教的日子。

　　看守所的日子一共持续了一年零半个月，这大大出乎邓明建的设想。“刚开始派出所叫我去问话，我还以为问完就能回家呢。”他的回忆自始至终都很平静，“可是，等了又等，后来听看守所里的号友们说，才知道自己犯了这么大的罪。”

　　5月30日，邓明建案在番禺区法院开庭宣判后，邓明建步出法院接受媒体采访

　　警察的出现，也完全不在邓明建的预料中。他睁大眼睛告诉我，在他的老家——四川阆中一个名叫金子乡的山区小镇，老人们去世后，只要招呼亲友邻里来帮忙就是。那里还保留着土葬的习俗，亲人离世与殡仪馆、警察都扯不上关系，悲痛之情也很快会被忙碌而琐屑的丧葬事宜所代替。无论是自杀还是自然死亡，生死只是自家的事儿。

　　可是，去年5月16日上午，当73岁的母亲在出租屋里喝农药自杀后，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远远超出了邓明建的生活经验。他先是打电话叫回了在厂里上班的老婆华素英，然后两个人骑自行车去附近街上买了些纸钱和贡品，回到出租屋后给母亲换上寿衣。接着，他又找到管生产的厂长刘建明，问人死了该怎么办。刘的老婆与邓明建是老乡，这是他在异乡唯一能够求助的人。刘建明也说不太清楚，让邓明建先联系殡仪馆。电话打给殡仪馆，“可接线的工作人员说应该先报警，让警方开死亡证明才能火化”。

　　中午，派出所的警察来了。进出租屋后，他们看到一个老太太仰面躺在床上，已经死亡，可是，屋子里弥漫着浓重的农药味。简单询问后，邓明建被带走，这一去就是一年。

　　根据判决书所述，当天下午，邓明建在派出所就原原本本交代了事情经过。警察的问讯根本没费什么劲儿。“我哪知道那是犯罪啊，心里想，听妈妈的话还有错吗？”其实，除了懊悔之外，邓明建心里对母亲也有点怨言：“20年来都是我照顾她，她知道我最听话，可临走了还这样忍心害我！”沉默一阵后，他自言自语道：“也不怪她，我都不知道是犯罪，她就更不知道了。”

　　5月16日那天发生的一切，是当晚我们的谈话中，邓明建最不愿提及的部分。也难怪，那是他心里最痛的部分。其实，判决书里已经做了非常详尽的描述：早上，邓明建像以往那样喂母亲吃了稀饭后准备去上班，可母亲不让去，非要他在家陪着。邓明建答应了，他去厂里请了假赶紧又回到家。母亲抓着他，几乎是哀求他去帮忙买瓶农药回来，卧床近20年的老太太下定决心要自己结束病痛，她最近连续摔了两跤，无论是身体还是情绪已经差到极点。邓明建后来犹豫着答应了，他骑自行车到3公里外的供销社，问售货员什么农药杀虫最厉害。售货员推荐了两种，并说勾兑起来效果最好。邓明建花了29块钱买下了这两瓶农药，回到家，他在母亲的要求下，拧开盖子勾兑在一起，递给了母亲。老太太仰头喝下四五口，躺下就睡了过去。邓明建把药瓶子扔到门口的垃圾桶，然后开始准备张罗母亲的后事。

　　这就是案发经过。在看守所里，小学未毕业、已经40岁的邓明建第一次认真读报纸，第一次认真看电视新闻，第一次听人跟他讲起法律条文，当然，都是被要求完成的任务。在会见律师唐承奎的时候，邓明建坦言自己看报纸时很多内容似懂非懂，但最起码，一年后他终于明白一件事：“不管是好心还是坏心，不管是多亲的人，帮别人去死就是不对的。”

　　5月30日，邓明建的妻子华素英（前）在庭审现场

　　瓦解的家庭

　　在邓明建印象里，母亲一直是家里的主心骨，性格强势，甚至有些霸道，父亲则是老实巴交的农民。1991年，邓明建举行完婚礼的第二天，母亲却突然得了脑血栓，一只胳膊抬不起来，半边身子也开始麻木。当时，母亲才五十出头，这个年纪，在他们四川老家，正是脑血栓病的高发期，俗话叫半身不遂。严重的时候，母亲甚至不能言语，生活已经无法自理。

　　妻子华素英是1995年来广州打工的，当时，她和邓明建的儿子已经3岁多，仅依靠家里1亩多山地的粮食产出，甚至连温饱都无法维持。华素英决定到广州投奔早一年来打工的姐姐，住在番禺石碁镇的南浦村，进入附近一家鞋厂。邓明建没有一起跟来，他要在家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

　　其实，邓明建并不是家中独子，他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可是，生性要强的母亲常年卧床，性格变得更加暴躁，母女关系紧张，姐姐们甚至平日很少回娘家。弟弟的遭遇更离奇，邓明建介绍，弟弟曾结过两次婚，可先后两个媳妇都因为与母亲的婆媳关系不好，“被妈妈骂走了”。后来，弟弟只好“倒插门”，“嫁”到了隔壁一个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