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商人的恩怨
9点之后,位于宾王商贸区的异国风情街才会喧哗起来。尤其是在七街和八街的交口,以住满外国商人的丹霞瑚宾馆为中心的一片区域。由于在义乌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商人最多,这里遍布了阿拉伯风味的餐厅,到处都飘扬着能让人想起沙漠、骆驼和宫殿的异域音乐。门口烤肉摊升腾起的烟雾后面,是三五成群聚拢在一起吸着水烟的阿拉伯客商。有人面前还放着一碟涂满糖霜和蜂蜜的“哈尔瓦”甜点。一位餐厅老板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向我们热情展示水果味道的烟料——很像是晒干后被碾碎的蔓越莓果干。“它的尼古丁含量和焦油含量都很低,义乌的青年男女把抽水烟当成时髦的事情。”夹在几家餐馆当中的是一家叙利亚人开的发廊。“常有中国人好奇地进来想要尝试一下,我们只能说抱歉了,但会用咖啡或茶来招待。我们会剪的发型比较单一,也不适合中国人的脸形。整个义乌大概有7家阿拉伯人的理发店。福田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城)17点关门。客人吃过饭陆陆续续光顾,一直营业到凌晨1点才关门。”
本刊记者和王凡(化名)就约在了风情街见面。去年12月底,义乌本地的若干位商户与两名印度人所在的外贸公司陷入了涉及1000多万元欠款的债务纠纷。王凡是其中损失较大的一位,是一名水钻的经销商。由于时差关系,他刚刚还在办公室和非洲的商户敲定一笔生意的细节。“买卖还在继续,只是更小心了。全部都要现金结算。”在灯红酒绿的衬托中,他显得面容苍白和疲惫。“自从义乌有了小商品市场,与外商的经贸摩擦一直都有发生。只是这次矛盾因‘外交官晕倒’事件上升到了外交层面,又被印度媒体渲染,才格外引人注意。现在外国客商照来,而风情街总是热闹。一小部分人的经营思路改变了,但是大部分人还是照旧。”接着我们聊到了下雨为义乌带来的凉爽天气。“义乌就是这样。有时候是天堂,有时候又是地狱。”在这次纠纷中,王凡多年的血汗钱所剩无几,“房子也卖掉去还厂家的欠款了”。
30岁出头的印度小伙子马诺吉·坎萨在义乌经营一家礼品贸易公司,此刻他正在监督货物装柜
整个事件并不复杂。一次完整的外贸流程涉及这样几方:厂家、经销商、外贸公司和客户。通常外国客户需要某种商品时会联系外贸公司,由外贸公司翻译陪同,去义乌国际商贸城经销商的摊位看货,看中之后再通过外贸公司下订单,外贸公司收齐全部货物便将货物通过海运或者空运送到客户手中。印度人迪帕克·拉赫贾(Deepak Raheja)和阿加瓦尔(Shamsunder Agarwal)是优洛外贸公司的员工,王凡向本刊记者回忆,他是去年6月份开始和这两位印度人接触。“他们的公司没有正规注册,我以前也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于是一开始都是现金结账,一直到10月,一共做过300多万元的生意。接着几笔订单他们就要求要有15天左右的账期,也就是拿到货后15天全部付清。基于之前的交易,我同意这样来做。正常应该是去年12月初付款,拖到了12月14日,我还有另外几家义乌本地的经销商,联系也在广州那边有办事处的这家公司,翻译说老板已经不在了。”
接着王凡等人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其实,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主观故意的合同诈骗行为,应该属于刑事诉讼的范畴。”王凡说,“首先,所有人的货款,优洛公司都许诺在几乎同一时间付齐;另外,货物到达印度之后他们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给客户。还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他们不是真正在做生意。我给他们送去的货物,他们从来都不验货,说是绝对信任我们。可第一次与我们合作他们就是这样,对待别的经销商也是如此。”王凡手里只有一张印度客户打给优洛公司的汇款单。从汇款单显示的金额来看,是可以推断出他们的目的是低价销售迅速套现。“但这位客户却说他的钱是要分几批来给,不愿出庭作证。”由刑事转为民事,在王凡看来,实属无奈之举。
“最早的诉讼标的是100万元,这也是能申请将两名外国人进行出境控制的最小额度。因为涉及的商户损失都很严重,而法院又要按照20%的比例来收押金,我们只好分几批来进行起诉,现在钱又凑齐了,于是又提起了150万元赔偿金额的第二次起诉。”在去年第一次开庭期间,来自上海领事馆的一名印度外交官听完两名印度商人的叙述决定带他们离开,但被王凡等经营户堵在门口。义乌相关官员到达现场时,印度外交官已坐在地上,宣称自己被打,还称自己有糖尿病、高血压。但经检查,没发现被打痕迹,也不存在印度媒体所谓“7小时庭审、不准离场”的情况。
坎萨来义乌不久就和一位来自青岛的中国姑娘组建了家庭,有了两个可爱的儿子
这桩案件还没有宣判。但就在几天前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又让王凡担忧起来。一名在义乌的汪姓江西女子受雇于印度商人费萨尔(Faisal)的外贸公司,直到2011年8月份,这家公司一共拖欠经销商货款40万元,欠汪某及另外一名公司员工5万元的工资。之后两位拿出自身积蓄20万元,帮费萨尔垫付货款。由于费萨尔身在印度,汪某等人通过电话及邮件多次向其催讨欠款无果。3月9日,汪某得知费萨尔安排其公司印度籍员工奎雷西(Danish Qureshi)到义乌采购货物,遂找到奎雷西寻求帮助,但没有能够如愿。5月21日凌晨,汪某和男友将奎雷西从义乌市某宾馆带至汪某租房内,并多次致电费萨尔要求偿还欠款,双方在租房内没有发生肢体冲突。汪某最后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公安部门采取强制措施。
王凡告诉本刊记者,在他的案子里,就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对两名印度商人进行刑事起诉,所以只能称作“经济纠纷”,而不能构成“合同诈骗”。“这就使得,印度商人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会受到中国刑法追究的。等于他们是在冒着要受民事处罚的风险,去做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情。而由于对方是外籍身份,如果只是民事纠纷,不能立刻控制出境。他们一旦离境之后,就很难再去追讨货款。所以将他们看管起来,是很多债主的选择。但这在刑法上又涉及非法拘禁罪。于是本地商人就处于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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